朱建平：新中国的中医外传和海外发展

　　朱建平，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著作《百年中医史》《中医方剂学发展史》《中医药学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中药名考证与规范》等38部，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各级科技奖励10余项。

　　百年中医外传分民国时期西学逐渐做大，中学包括中医日渐受抑，中医随商贸、移民等有零星外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外传主要服务于外交，进入新时期又转变为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本文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医外传的历史、途径，分析中医海外发展特点，以较长时段、国际视野、多层面寻求中医海外传播、发展的思路、对策，将历史经验和教训转化为解决当今难题的智慧，以期为今后中医海外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中医外传的三个阶段

　　服务于中国外交的中医外传（19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间医学交流随之开展。中医对外交流的特点是为我国外交服务。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消息和专论，苏联保健部部长随即表态：“针灸疗法的祖国是中国。……苏联医学界，也同样有责任学习针灸疗法，并帮助进行科学的研究。”并派17位医师来华学习。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二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保健合作协定，又派3位医师跟随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针灸所所长朱琏学针灸。为此，朱琏编写了《新针灸学》，并在苏联、朝鲜出版。这一时期，面向苏联、朝鲜、蒙古、缅甸、印尼来华留学生，开办了针灸、内科、中药、医史课程。来华参观中医的有24个国家之多。

　　中医专家为外国政要治病、随援外医疗队出国，以服务于国家外交。如韦文贵、唐由之、冯天有分别为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也门政要针拨白内障、治眼疾和颈椎病等。中医研究院专家叶心清、岳美中、杨甲三等应邀前往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也门、泰国等执行医疗保健任务。1963年后，我国开始派出援非医疗队；20世纪80年代，又向阿尔及利亚、马耳他、摩洛哥、博茨瓦纳、吉布提、阿联酋、卢旺达等国派出医疗队，其中有中医，尤其是针灸医生。

　　“文革”期间，中医研究院、广州中医学院为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刚果、日本、德国等培养留学生、进修生。同时，接待欧、美、亚多国针灸、中医、中药访问团。1975年中医研究院为主的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赴日参加学术年会，自此中医出国不再是只去执行外交任务了。1983年我国派代表参加保加利亚第八届世界针灸大会，会上专门提出“中国针灸穴名国际标准化方案”。针灸传美是中医外传的重大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针灸借势热传美国。针灸传美先后有媒体、科学家、医生、民间参与其中，相互激荡，越来越热，不同于针灸传苏主要由政府按计划进行。针灸传美的意义还在于对其他欧美国家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

　　1984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指出，中医药的外事工作应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重点应放在做好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上。这一阶段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刚刚起步，活动范围较小，主要服务国家的外交政策，是落实我国外交政策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中医政策指导下的中医外传（1986~1996）

　　1987、1989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先后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人出任主席。随着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活动的开展，我国中医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交流、展示平台。

　　1991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会上发布题为“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的《北京宣言》是世界传统医药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和里程碑，对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之后，自然疗法、按摩导引、脊柱相关疾病、血瘀证、中医心病、药膳、佛药、中风、中医药文化与民族凝聚力、仲景学说、传统医药延缓衰老、传统医学美容学、中医风湿病等各种专题性国际会议纷纷举办。同期相继在英国、美国、韩国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医药、艾滋病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国际传统医药、中韩传统医学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