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20]

(1904年9月)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新时代》[21]第42期和第43期上发表的文章，是对我用俄文写的论述我们党内危机一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 197—425页。——编者注]的评论。德国同志这样关心我们党的著作，并且试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加以介绍，对此我不能不表示感谢，但我必须指出，罗莎· 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从下面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 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 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 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接着又说，“根据他〈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实际 上并不是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由我提出的党组织的章程草案来确凿地证明。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组织地方委员会的权利。是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章起草 委员会把这个权利列入草案的，而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草案。除了我和另一个多数派外，还选出三个党代表大会少数派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这就是说，在 这个授权中央委员会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会中，正是我的对手占了上风。罗莎·卢森堡同志把两个不同的事实混为一谈了。第一，她把我的组织草案一方面同委员 会的修正草案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混为一谈；第二，她把坚持党章的某一条文的某项要求(说我不顾一切地坚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 的，因为我在全体会议上并没有反对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同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下届代表大会对它进行修改之前应该一直有效这一论点(这不是道地 的“极端集中制”的论点吗？)混为一谈。这个论点(纯粹布朗基主义[22]的论点，这是读者很容易看出来的)，我在这本书中确实是“不顾一切地”坚持的。 卢森堡同志说，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这种意见。相反，我的论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 派)在自己的大作中还责备我，说我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还很不够，让中央委员会过多地服从于设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我在这本 书中回答了这个指责，指出党内多数派在党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没有试图限制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当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立刻 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罗莎·卢森堡同志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对建立统一的党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任何怀疑，整个争论的中心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实际上并 不是这样。如果卢森堡同志肯花点力气读读组成多数派的许多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决议，她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从我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争论主要 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应不应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的”“纯粹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 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 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 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罗·卢森堡同志硬说我认为，俄国已经具备组织一个庞大的极端集中的工人政党的一切 先决条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看法，更谈不上坚持这种看法了。我提出的论点所表述的一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强调 的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可以用个别小组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的时期早已过去。我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党内有些学者表现了 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加之于俄国的无产者。俄国工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 议。卢森堡同志说这种意见是“乐观主义的”(倒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并且对我的论点的实际根据只字不提，简直可笑。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 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个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可惜罗·卢森堡同 志竟也这样做了。[注:见俄文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罗莎·卢森堡反对卡尔·马克思》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