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中国式大学科学评价

中国式大学科学评价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8年学术界一件重要事情是国家多部门发文，谈到破五唯（唯学历、唯帽子、唯职称、唯论文、唯奖励等）。此后，在科学网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我想，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破唯”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正如有的企业招聘大学生时提出“学历要求”那样，在大学生提供的没有什么特色的“千篇一律”的成绩单时，他们依据岗位特点看重一点“学历”和那些“证书”（四六级英语，计算机等级，会计证书等）就顺理成章了。“科学评价”往小里说是为了考核单位和职工的工作业绩，满足相关机构职工的职务或职称晋升，往大里说是维系社会正常发展所需的公平正义的基础。我想任何一个机构（企事业单位）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都会采用各种形式的“有形”和“无形”考核，“科学评价”就是这些考核的基础。

有人认为，我国的科学评价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若干年。我以为其实不然，即使在文革之前，科学评价就客观存在。如果再往前推，科学评价至少从民国时期开始。以大学为例，那些民国时期大学中的知名教授之所以受到社会公众的追捧，其实就是社会公众和大学自身科学评价的结果。而且那时的科学评价似乎以欧美学术标准为主，因为这些知名教授学者大多数都是从欧美知名大学学成归来。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属于哪个时代学术同行与社会公众“无形”评价的结果。

据我所知，解放初期，科学评价无论从学历还是科学成果都继承了民国时期大学的管理机制。例如那时从学历上侧重于欧美世界名校和国内名校。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多数博士毕业于欧美名校，例如王鸿祯先生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曾经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杨遵仪先生博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马杏垣先生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池际尚先生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冯景兰先生和袁复礼先生也有美国多所大学求学经历。这些教授的博士学历至今也是香饽饽。这些先生获得教授职称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普遍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学术论文。这些老科学家都属于当年的海龟，受到政府的厚待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学校著名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属于那时候的少壮派。他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没有几年，就因测定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而破格晋升副教授。那时候的副教授无论从学术地位和工资收入在社会上都很光鲜和体面。因此，可以说，那时的职称晋升采用的科学评价虽然没有当下那样的“高度量化”，却是以学术影响力作为“评价标准”，客观公正公平。没有人议论这些人的学术地位是走后门拉关系甚至“贿赂”获得。

那时大学中的学术评价比较公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学教师科研项目较少，因此，多数教师以教学为主。因此，只有少数教师基于对科学的热情，能够在“教学之余”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并产出科研成果脱颖而出率先晋升职称。教学出色者也会享受到提前晋升机会。例如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的蔡柏林教授教学效果好。后来我有幸聆听过蔡老师的课堂教学，名不虚传。当时，他在同批留校同学中率先晋升讲师和晋级工资，后来晋升副教授和教授都比较快。这就表明，当年考察一个教师既重视教学，也看重科研成果，注重全面发展。这样的“科学评价”自然比较公允。

文化大革命10年大学停止了招生和教学，自然不存在科学评价之说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大学职称晋升（大约1978左右）主要是“论资排辈”。因为，我们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大家成果基本上吃老本，晋升副高和正高一般为此前的讲师和副高。上世纪80年代中前后，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使用SCI数据库，开始了“适度量化科学评价”举措，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始终认为，结合我国国情，在大学教师职称晋升和研究生培养机制中适度采用学术量化评价举措是一个积极的正面举措，值得充分肯定。南京大学曾经6年SCI论文收录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名，奠定了南京大学至今的辉煌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