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1948

　　内容提要：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关 键 词：斯大林/中国东北/对华政策/结盟/米高扬

　　作者简介：郝江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获得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此后，中国问题在莫斯科外交决策议程中的紧要性大幅度下降。至1947年底1948年年初，随着中国东北局势日益明朗，莫斯科重新关注中国问题。1948年底至1949年年初，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政策的决策权。1949年2月，斯大林派遣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同中共高层就当时双方认为重要的历史、内政、外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并达成共识。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根本转轨，对华关系的对象由国民政府完全转向了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历史进程。

　　学术界曾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并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有学者强调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认为斯大林只是认准形势就同中共结盟了，是一种“被迫的联盟”，认为苏联是不需要互动的一方①。但中国革命胜利对苏联并非全是利好消息，它将彻底打破“蒋之下的和平”②，对美苏主导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间苏联的重大利益造成革命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是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战略转变在远东地区的体现③。冷战固然已经在欧洲爆发，但并未立即向远东蔓延，斯大林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远东挑起与美国的对抗。还有学者强调苏联与中共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渊源，认为共同的信仰使双方结盟成为历史必然。④中共始终高举苏联旗帜，但双方历史的“恩恩怨怨”使中共到1949年初仍未完全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此外，斯大林看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值得商榷。

　　本文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迅速完成对华政策的调整，并非在中国革命胜利背景下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也不是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与历史渊源的必然选择，而是对一种成熟的对华关系格局的被动却便利的适应。这种格局源自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进行的密切互动，构成了斯大林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础。1948年底至1949年初，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决策权，目的是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实现对苏联在远东安全与利益的再保障。在此过程中，正是苏联同中共在东北层面形成的良性互动和战略性关系⑤，使斯大林更愿意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而得以迅速完成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本文将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方档案，探讨斯大林在1949年初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

　　东北局势转变与斯大林重新“东转”

　　二战结束直到1948年底，苏联对华政策的整体框架是稳定的，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只有为数不多、时断时续的论述⑥。甚至在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并争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斯大林对中共传递出的密切双方关系的信号仍没有明确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是斯大林通过“大国协调”的传统外交与美国达成的均势体系，苏联既是构建者之一，也是最大受益者；中共在这一体系内并没有任何地位，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以推翻该体系的基本支柱——“蒋之下的和平”——为根本目的⑦。除非苏联利益受到威胁，当时，斯大林没有关注中国问题的必要，更不会支持中共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苏联国内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经济重建任务，也限制了莫斯科关注中国问题的精力与能力，⑧而美苏日益紧张的对峙态势及1947年冷战在欧洲的爆发，更使斯大林无暇东顾。

　　由于中国东北在苏联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斯大林对华政策虽然整体上消极冷漠，但对东北问题有“局部之策略”⑨。1945年8月后，苏军不仅给予进入东北发展的中共以“伟大之同情”⑩，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与物资援助(11)。1946年3月前后，苏军开始授意中共占领东北大城市(12)。苏军撤出东北后，有关这一地区局势的情报仍被不断提交给斯大林(13)。7月25日，联共(布)中央决议向中共提供5万美元援助(14)。1947年6月，斯大林收到了联共(布)中央转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共在东北的部署，转达了中共东北局的援助请求(15)。根据这份电报，他于7月14日指示国防部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糖、棉花、汽车、炸药、军用电缆、电台等物资(16)。其间，莫斯科还通过苏军控制下的旅大和朝鲜向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援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