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停歇过的钱理群 如今有了廉颇老矣之感

“回来了！”

刚一踏进养老院的楼门，钱理群就立马向前台报告，像个小学生进教室一样。养老院有规定，外出必须登记，离开和回来都要记录。他把一张粉色的出门条交还回去，一场讲座、两个采访，距离出门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

值班的姑娘收好出门条，拿给他一份快递，是《南方周末》寄来的新报纸。他说他每期都会翻一翻，但不会特别详细地看。

电梯在12楼停下，钱理群从无纺布的手提袋里翻找出自己的门卡。房间里，老伴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没开电视，也没有看书读报，一旁的餐桌上放着一个空碟子和勺，碟子上隐约还能看见些许油光——也许她刚刚一个人吃完晚饭。

看到我们进屋，老伴站了起来，微笑着问了钱老一句“回来啦”，便再没说什么。比起钱理群的爽朗，老伴显得内敛得多。

两年前，钱理群夫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进昌平新城的养老院。虽然养老院是一种应该正常看待的新型养老方式，但也绝非完美的选择。养老院里皆是年迈之人，也许今天还打招呼的邻居明天就不在了，这种衰老状态无疑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心理。而且像这样位置偏远的地方，老人们自然出行不便，平日里大多只能在院中活动，久而久之难免生出困闷之感。好在钱理群是有着强大精神世界的老人，他很明确自己选择养老院的目的是为了摒除杂务俗事，集中精力创作。所以院里的活动他一律不参加，跟其他老人也没什么交往，除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和偶尔有朋友来看望，全部时间都拿来拼命写作。两年时间，他在这里完成了七八十万字的著作。

自由地写，这是78岁的钱理群如今唯一的心愿。为了这种最佳状态，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又十分关注青年的他在2014年宣布告别学术界、告别教育界、告别青年。但他不可能真的诀别，2016年出版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以及最新的《鲁迅与当代中国》都是献给青年的文字。只不过，他已不再追求现实的影响力，他清楚自己几乎是在重复鲁迅道路，所做一切的结果就是把箭射到大海里去。他只是为自己而写，为未来而写。

钱理群一直是极端绝望的，但他也一直在反抗绝望，他不相信历史最终会走向绝对黑暗。所以他要留下一点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自己这一代人，经历过那么多历史变换、人性考验，却没有几个人敢于总结经验。由此，他将思考和研究的领域从以往的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扩展到了历史反思与思想史书写，他深信未来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今天关心五四、关心鲁迅一样。

这种矛盾彷徨的思想性显然是鲁迅在钱理群身上留下的烙印，而他那份乐观的浪漫主义和始终不曾改变的理想主义则来自毛泽东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他承认的精神导师：“毛泽东对我们的思维、情感、话语方式有一种潜在的影响，我最后发现自己的内在气质都是革命带来的。中国革命对我们这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你摆脱也摆脱不了。”钱理群说，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喜欢讨论大问题做大判断，喜欢挑战既定秩序做开拓性的事都是受毛泽东影响。

深刻的影响甚至也渗透到了家庭层面。钱理群没有子女，他说自己结婚晚，而且当时是文革后期，完全看不到希望，自己已经承受着家庭出身的重担，不愿意再传给后代了。我问他有没有后悔和遗憾，他说自己事业心更大，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少，对亲情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这可能也是受革命影响。

革命可以塑造出钢铁意志的战士，却无法阻止英雄末路的到来。尽管自认为如今仍处于比较好的创作状态，但钱理群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衰了，写作速度也开始减慢了，因为年龄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差不多了。”学者赵寻也觉得，虽然老师的激情仍和当年在北大时一样，但声音似乎不如以前洪亮了。钱理群说，自己必须抓紧时间，拼命写下去，因为创作随时可能因为自己或老伴的身体问题而终止。

或许，钱理群真的老了。

（采写：徐鹏远） 

钱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我现在不想也不可能在现实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