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岖的中国电竞英雄路：当年没想过以后能靠游戏为生（2）

“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我打街机那会儿，也打得那么好，怎么没有这样的俱乐部和比赛呢？”程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得知iG夺冠时的感受。那天，他正站在武汉地铁4号线拥挤的车厢中，赶往30分钟车程外的一家化工企业，推销理财产品。

如今，35岁的程龙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在家直播打游戏。他的精力远不如少年时，打起游戏来有些吃力，而20年前，他还是国内街机格斗游戏圈的名人。

31年前，1987年武汉街头的一家游戏厅中，4岁的程龙被妈妈抱在怀里，打了一局射击游戏。这是他对于电子游戏最早的记忆。

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在《你好小朋友》中，记录了中国70后一代的童年图景：摸鱼、捉迷藏、乘卡车郊游、公园划船、扮演小兔子比赛。到了程龙童年所处80年代末，街机游戏厅这一前所未有的娱乐场所出现在儿童的世界中。80后，成为中国伴生电子游戏长大的第一代。

小学时，程龙成为了街机游戏厅的常客。有时，校长会去游戏厅抓学生，程龙被抓到过几次，每次都会被通报批评，偶尔会被请家长。如今，程龙回忆说，他被通报批评那一刻，心里会自责，但很快，对游戏的向往压过自责，放学之后，他又会去往游戏厅。程龙为躲避学校老师和校长的“抓捕”，常去一个位置隐蔽的游戏厅。这一代人就这样在压力的缝隙中追求着隐秘的快乐。

那时，在很多人看来，游戏厅是危险场所。《人民日报》编辑部曾收到一封广西家长的来信，信中称，自己的孩子 “从 1993 年涉足街上的电子游戏室后，就像着了魔、吸了毒一样上了瘾，时常旷课、撒谎、偷窃”。最后，家长悲愤地呼吁“有关部门要下决心下力气管好电子游戏室”。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眼中，人们对游戏厅抗拒，折射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焦虑。彼时，计划经济尚未完全退场，市场经济已然来临。人们对于下一代的阶层流动有巨大焦虑，一切与有助于阶层跃升的“教育”对立的“娱乐”都会引起恐慌。

1994 年，一款名为小霸王学习机的产品热销中国。这是一种特有的中国式营销，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款游戏机，但它必须把自己打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学习机”的名字。这款产品的广告词是“望子成龙小霸王”，宣传定位是“中英文电脑学习机”。实际上，它的功能只能用来玩插卡的电子游戏。它在改换名称之后，得以在家庭中获得合法性。

尽管在社会舆论中游戏厅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它作为一个娱乐场所的天然吸引力，依然让学生趋之若鹜。

少年程龙逐渐成为游戏厅中的佼佼者，擅长格斗游戏。1994年，《拳皇》系列游戏风靡之后，程龙去游戏厅的时候，老板会赠送他游戏币，偶尔还给他买饮料。对于游戏厅老板来说，一场格斗游戏持续时间越短，他赚得越多。程龙在与旁人对战时，能快速结束一场战斗。让对手不得不买更多的游戏币。

1997年的一天，程龙去武汉紫光路上的江北游戏厅时，见到正举办“金字塔”杯游戏比赛。他从下午1点打到天黑，将所有对手一一击败，获得第一名。之后，父母对他打游戏不再反对。他们对儿子未来的模糊想象中，程龙或许可以靠打游戏混出名堂。一项纯粹的娱乐活动，在变为可能的前途的那一瞬，终于得到了程龙父母的允许。

之后两年，网吧慢慢兴起，程龙在《拳皇》为主题的BBS上，结识了全国各地的玩家。有时，他们会去到对方的城市，线下约战。程龙总是赢。约战时，有人用DV拍摄约战现场的视频，传至互联网，使程龙在国内街机玩家中声名鹊起。那时，程龙不会知道，20年后，有人就是凭借游戏直播可以每年获利数千万。当时的他，从网上看到对自己技术的赞叹已然由衷满足。

但那时他没法靠打游戏为生。有时，程龙会收到一些他打游戏的录像的版权费。有时，他给游戏杂志写攻略，能挣点稿费。更多的时候，在旁人眼中，他不过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要在快餐店、服装店打零工。

那时，世界对他的评价极度分裂。世俗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成功者，甚至有些落魄。而在街机游戏玩家的小圈子中，他被视为一个传奇人物。

网吧男孩

1997年，成都一位叫孟阳的14岁少年第一次走进网吧。他的母亲不像多数家长一样反对孩子打游戏，而是支持他，“只要他不再接触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只要我知道每天他在哪里，我就放心了。”他的母亲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