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面博士墙(3)

　　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

　　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

　　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

　　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

　　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

　　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

　　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6

　　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

　　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

　　“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