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学生”令周围人感到复杂而棘手，在教育细节和技术上，有创造性地智慧应对，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假借“民主投票”此类办法清除，恰恰是人文关怀和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

　　洛阳有个初一学生豪豪，被所在班级生物老师发起“民主投票”劝退。家长只好让该生转学借读。7月1日，豪豪再次被要求退学。此事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因为该学生还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无权利这么去做？这种质疑确有道理，单门课程的任课老师发起这种投票，没有经过班主任、学校、当地教委，就让学生离开，程序上似乎有问题。

　　但只是问题的一面。现在小孩不好教，遇到这种事，一味指责老师的人，恐怕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两个学校都坚决要求让该生退学。生物老师马老师不惜拿自己走人当赌注，让学生投票，可见也是忍无可忍。如果这个问题学生不去采取一点干预措施，耽误老师的教学和全班其他学生的学习，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学校无法对学生行为无限制负责

　　指望学校对学生的行为无限制负责，就在注重人权的美国也不可能，也不现实。恰恰相反，美国更强调每个人、每个家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儿童在家出现了问题，分明是父母根本没有管教。我有一个在公立学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同事声称，有时候他联系到家长，家长反而推卸责任，说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这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家里怎么教育孩子的—— 那就是不教育， 全指望学校。”

　　但即便如此，学校处理问题学生问题会十分慎重。我问在美国上小学的女儿，班上出现这种学生，老师一般会怎么解决？她说她的老师通常是直接教训学生，或者用成绩来激发学生花更多心思在学习上。如果一个学生一再捣乱，干扰了课堂秩序，老师也不可能无休无止跟学生纠缠，而是送其去“校长办公室”。对学生来说，被送到校长办公室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通常来说，学生行为矫正，美国公立学校是逐步解决，教室里解决不了送给校长，校长和学校心理顾问解决不了交给学区，学区也解决不了，会送给一个特殊的学校。这种特殊的学校，特别强调行为的纠正，一旦学生被送到这个学校，他们知道自己再无退路。再惹事生非，就只有离开校园了。

　　这处理的整个过程十分冗长，每一步学校、学区都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做出各种挽救的努力，并做出详细的文字纪录。到了万不得已，才会让学生离开。此时学校也会证明自己做出了该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家长打官司告状，也找不到多少程序上的漏洞。

　　在把问题升级，转移给学区之前，学校通常都会启动一些特别的干预方案。帮助解决或者缓解学生的问题行为。例如我在多个研究报告上看到一种叫“进出管理（check in/check out)”的方法。学校每天上学时，找到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报道（check in）。心理咨询师给他提供一张行为检查表格，学生带着表格去上课。每天问题学生或让授课老师分几次签字打分。如果表现较好，老师当即表扬。一天结束，学生拿着这表格，到心理咨询师处签字离校（check out)。如果达到了当天的目标，该学生可获得一些奖励，不过通常都不是物质奖励，而是表扬、增加课间休息时间等。这个办法比较容易施行，关键是把笼统的“坏学生”、“调皮捣蛋学生”的标签，转化成了渐进式改变的调整过程。

　　对学生的判断客观、谨慎

　　多半学区都有针对问题学生的指导性解决原则，大同小异。但是我看到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学区和学校，把问题界定得很具体。除了为人诚实不撒谎、尊重他人财物、注意礼貌用语这些我们中小学行为守则上也能看到的规定之外，也包括听老师调度、安全防范、参与各种互动、紧急情况下的服从调度这些方面的比较详细的规定。由于界定得比较细致，学生错了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老师去纠正，也基本有章可循。在界定这些问题时候，学区通常也会把老师、学生、家长都给包括进去，认为三方都是“利益相关人”。希望三方共同努力，实现行为的纠偏。

　　还有，学区对问题学生措辞都很谨慎，一般不从主观上给学生戴帽子，而是显得稍微“客观”一些，“政治正确”一些。比如我看到华盛顿州一学区，把问题学生，很委婉地称作“情感和行为障碍生”（emotional and behavior disorders)。用“障碍症”（disorders）这个词，显得这像是个客观的心理问题，可以去治疗、纠正。这种名称的改变，虽然听起来有些琐碎、甚至搞笑，但是这给家长和学生发出的信息比较正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重要得是，一旦界定为一种障碍症，则学校有义务提供个人化的各种支持。1997年通过的一项《残疾个人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ct）明确规定，如果“学生的行为问题影响了自己或他人的学习成绩，建议使用积极的行为纠正方案和支持，或是采取其他策略，来解决这一行为的问题。”由于该法规的存在，不到万不得已，学校不会将学生扫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