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美术受到过哪些影响？如何看待现代美术史中的“东方”意识？当前中国的美术留学研究存在怎样的现实困境与方向？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聚集近年来在美术留学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
美术留学与史料价值
工作坊交流现场
19世纪末以来，内忧外患的时局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激励着大批有志青年负笈留洋，从而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的留学大幕。20世纪初开始，留学队伍中出现了美术青年的身影。他们学成归国，在传播西方美术、改良中国画、推动美术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中国现代美术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大致说来，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留日、留欧、留美及留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的四个部分。2013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留学到苏联：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展，是对新中国初期留苏美术群体的一次系统梳理；2016年，由华天雪策划的“取借与变革：二十世纪前半期美术留学生的中国画探索”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呈现了留日美术家群体在中国画改良方面的成果；今年年初，“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示了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以上几个展览体现了近年来国内美术史界对美术留学现象的关注，并一定程度地带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当然，展览的优势主要在于作品的直观展示，虽有学术讲座和研讨会的配合，但学术研究毕竟不是侧重点。此次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即是希望通过会议的形式，聚集近年来在美术留学（此次侧重留学欧美）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集中呈现最新最具价值的成果，构建一个充分交流、整合史料和深入探讨问题的平台。此次会议成果将结集整理，计划于年内出版。
“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本次工作坊聚焦于史料的研究，这充分考虑到了当下美术留学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从更大的范围看，美术留学研究属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范畴，既具有时间较近、材料丰富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大量被遗忘、遮蔽、混淆的现象。诚然，历史就像一个筛子，大部分的人和事注定被过滤，但对于当下的学者而言，最大程度地对百年来的中国美术进行梳理和研究也是历史责任所在。从这点来看，史料的发掘就具有深化、澄清、补遗等多重价值，是包括美术留学在内的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基础。
学者构成与史料类型
参会学者合影此次参会学者共计28位，从人员构成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来自教学或科研单位的学者，主要以各高校为主。按发言顺序，分别是：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曹庆晖（中央美术学院）、杨肖（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帅（四川大学）、季海洋（北京师范大学）、安雅兰（Julia F. Andrews）（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黄宗贤（四川大学）、周爱民（清华大学）、沈宁（中央戏剧学院）、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李超（上海大学）、孙淳美（台南艺术大学）、华天雪（中国艺术研究院）、蔡涛（广州美术学院）和彭飞（岭南师范学院）。
第二类是来自公立收藏展览机构的研究者，主要以各美术馆和博物馆为主。按照会议发言顺序如下：董松（安徽博物院）、徐婉玲（故宫博物院）、胡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傅军（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王欣（上海中国画院）、梁晓波（刘海粟美术馆）、韩劲松（中国美术馆）和李铁军（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第三类是属于体制外的独立研究者，包括藏家、美术家家属、美术研究爱好者以及曾受过专业训练的美术史研究者（按发言顺序）：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杰奎琳文化艺术）、李大钧（势象空间）、孙元（独立研究者）、蒋向宇（独立研究者）和陈莺（独立研究者）。
一方面，参会学者的多元化说明在以史料为基础的美术留学研究中，虽仍以各类公立机构的专门研究者为主，但“圈外”人员的力量不容忽视。归根结底，“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参会者的人员构成及其发言主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史料的类型和获取途径。总体而言，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近现代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收藏和保存的作品、文献、实物等资料，以及家属和私人藏家手中的作品、手稿等珍贵资料等。此外，与“留学”相关的研究天然携带着“国际化”基因，隐藏于国外学校、画室、美术馆、档案馆等处的史料也是全面、深入研究美术留学不可或缺的资料。
研究课题与史料获取从史料类型与获取的角度考察此次会议，可以将各位参会者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是以民国出版物作为主要史料的研究。曾先后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的沈宁，常年从事民国时期美术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此次发言的主题是“云路鹏程鸿雁传：王子云欧游履痕”，着重考察了王子云在欧游期间的活动，列举了王氏在传播国外美术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王子云欧游时间的考察方面，沈宁发现艺术家本人在1927年为《民众周报》所作通讯和晚年整理的《从长安到雅典》一书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事实上，针对同一事件产生叙述偏差，在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十分常见。蒋向宇在《对常书鸿赴法留学相关细节的考辨与订正》的发言中，就对常书鸿自传《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一书中的多处细节进行了修正，包括常书鸿入里昂中法大学的时间、选修织物图案系的时间、科别名称、升入油画班的情况等。两位学者的发言也提醒研究者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史料，特别是时隔多年的回忆材料，正如沈宁所说：“对回忆、口述类史料的使用，务必慎重考订，以求得历史之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