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大学的观念与实践

　　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数学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而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曾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教务长等职。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8年11月调任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大扩招的历史意义

　　陈志文：您1999年就任中山大学校长，也恰恰是在同一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一场“大扩招”。您怎么看当年的大扩招？

　　黄达人：我们在评价大扩招时，要看看当时的高等教育要解决什么问题。当时对高等教育的主要需求是提高毛入学率和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现在有人会讲毛入学率提高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我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也不要忘了，当时要解决的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陈志文：我们当时定的目标是毛入学率达到40%，现在已经到了48.1%。

　　黄达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首先得看当时的背景，任何政策都是有阶段性和历史性的。

　　陈志文：大扩招对中山大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达人：当时广东省对我们中大是给了任务的，按照省政府的说法，广东省优质教育资源不够，要求我们扩招，我们原来一年是招五千人，省里要求扩招三千。

　　我始终认为，中大要做的是精英教育，这是中大自己的办学定位。但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中大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招，同时学校也要为新学科的发展拓展空间，因此校区也要扩大，珠海校区的地就是我的前任王珣章校长找来的，我接手后，把他找的那块地落实下来了，真正的功劳是我的前任。

　　我一直对与我合作的两任党委书记是高度赞美的。李延保书记说，要把珠海校区办成原汁原味的中大，而不是分校，要尽可能把中大的文化在珠海校区得到传承和发扬。实践中，他一到周末就跑珠海去，党委书记不光是指明方向，而且身体力行。

　　陈志文：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建设，可以说顺应了当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黄达人：我们当时办新校区，跟国家的政策是一致的。

　　陈志文：在多校区办学的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困难？

　　黄达人：多校区办学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说我们要办一个新校区。从校长的角度，我当然更愿意集中在一个校区，但是老校区的文保建筑不能动，旁边找不到可扩充的余地了，所以不是我们有意多校区办学，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一方面，多校区办学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布局也变成多校区办学的一个主要矛盾。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后面的人总比我们更聪明，很多事情一时看不清，先得有一个过渡，留给后面的人来解决。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招生数会不会一直都保持在八千？这是首先要考虑的。

　　另外，短期内对学科发展规划要有清晰的判断还有困难。我们当时的做法是办了几个与原有学科类似的学院，让老学院带新学院，主要用于解决扩招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岭南学院很好，是以经济学为主的，我们在珠海就办了国际商学院。我们有外国语学院，就在珠海办了翻译学院。还有地理学院，就办了旅游学院。一开始都是母体学院的院长过去兼任新学院的院长，这样师资可以调配，母体学院也可以给予支持，我认为，这对于新建学院来说很重要。当时还做了一个决定，临床医学不扩招，保持精英教育的规模。

　　办新学院的目的就是消化大量的扩招。以后如果招生规模要缩减了，再要调整就很简单，如果要布局新的学科，关掉一个这样的学院就可以把空间和资源腾出来了。学校也没有给这些新建学院以学科建设任务，这样学科布局的变动就很小，新学院以教学为主，它们的学科建设由母体学院来统筹。

　　过了几年就发现，国际商学院、翻译学院和旅游学院的学生招生情况都不比本部的差，就业也很好。意外的收获是，旅游学院的学科排名更是进入了QS世界排名前十。

　　陈志文：珠海校区的建设提高了学生的容纳量，也就意味需要更多的师资，您当时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