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蓉：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是研究教育财政的。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钱，还出现了这个问题？财政所成立的背景是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保障改革，就是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面的财政制度，我们也在自我反思，是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学校丧失了财政的自主权，割裂了校长和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办学校去。

在这本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到在我们财政所同事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态度，我是少数派。我坚持应该把公办学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为公办学校后面都有学区房的问题，还不如让民办学校做好。

在北京买个学区房，砸锅卖铁还得贷款，上民办学校不就是几十万的学费，所以我说我是少数派。今年二月份记者有一篇采访我的报道：我们中国的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他引用我的观点，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

刚才我说我已经能回答中国家长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对此我很有共鸣。我的孩子才5岁，正在上幼儿园，但我每天焦虑北大附小、北大附中怎样。

关于教育新业态的研究，我们做了全国4万户的调查，发现全中国包括农村的孩子，平均参加校外补习的比率达到40%多。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间接佐证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已经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负担没有发生在学校里面，而是发生在了学校的外面，学习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会参与校外补习。

我们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中国教育的新业态非常复杂。我们研究校外补习机构，发现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这种生态关系非常复杂。

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有两大系，一个是清华系，一个是北大系，好未来显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数学系出去的。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非常佩服刘彭芝校长，给中学生搞奥赛，别的学校请的都是资深的教练，据说刘校长当时是直接从北大数学学院请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些北大的同学才发现还有校外补习这门生意，回报非常高。今天好未来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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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迷思

教育财政研究简单说就是研究有关教育的钱。今天我想谈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迷思。

我的同事周森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8%和30%的故事，意思是说央属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中国本科生的8%，但是这些央属高校的资源占据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30%。

美国有一个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教授研究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化特别严重，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之中分布的差距特别大，欧洲的分化相对较小。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支撑了如此巨大的分化？又是什么样的制度遏制了这种分化？由此引出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如此巨大的，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分化？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教育资源产生了这么大的分化，而且一直在加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所说的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我们经常被国际上有名的教育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体制性的不公平。北大、清华收的学费相对来说是低的，无论以何种计算方式，培养成本都是高的。为什么这些精英人才得到了如此多的公共财政的补贴？

我们还一定要证明北大、清华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术语来说，不管是外部性，还是公共产品，才配得上如此巨大的公共财政补贴。

考试不好的孩子去了高职，学费比北大还高，但接受的是质量不好的教育，个人付出的成本却更高，我们这里的学生接受了最高质量的教育，但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这被称为体制性的不公平。所以我们总是要解释为什么北大、清华配得上如此高的公共财政补贴。

第三个迷思，中国大学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们研究教育财政必须要谈谈各国大学的商业模式。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总结了美国大学的商业模式，一句话就是人才的风险投资。美国私立大学很高比例的资金来自于捐赠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来自于校友。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选人选的是将来可以带来很高投资回报的人，跟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