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美国学生从童年到大学的教育，看美国阶层是如何固化的

5月1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来自中国的Yusi Zhao在2017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她的家人为此向升学顾问威廉·辛格支付了650万美元，YusiZhao中文名为赵雨思，其父为山东步长制药董事长、联合创始人赵涛。

《斯坦福日报》的报道称，斯坦福大学在发现赵雨思在申请书中伪造帆船运动证书后将其开除，并在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中宣布了这一决定。赵雨思在3月30日离开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等多所大学的舞弊事件引爆了中国读者对于美国教育公平的关注。今天我们通过两本严谨的社会学研究《不平等的童年》和《被选中的》来窥视美国社会中的教育公平问题。

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通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时候儿童教养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折射在儿童身上的阶层差异，不仅体现在是不是买得起学区房上重点小学，也不仅是能否带孩子出国旅游多见世面，差别从家庭教育便已开始，不同的文化资本积累在儿童与公共机构互动时被激活，并产生长远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的经验与反思值得我们重视。《不平等的童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的代表作，探究了二十世纪末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儿童面临的迥异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及不同教育方式如何导致阶层的再生产。研究者想搞清楚的问题是：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是如何将家长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传递到儿童身上的？

拉鲁深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影响，关注社会中的冲突、变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布迪厄认为，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将自己的生活合理化，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最自然舒适的感觉称为“惯习”，不同的生活经历导致了个体继承的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在个体参与社会生活、面对公共机构时发挥出来。

拉鲁认为布迪厄对拥有资本和激活资本的区别关注不够，通过丰富的个案研究，拉鲁试图展示家长是如何通过家庭生活塑造了子女的惯习，以及文化资本在与公共机构交锋中发挥的作用，为布迪厄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性数据的支持。

该研究把各个家庭按社会类别分两类，一类是中产阶级，一类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不同的社会阶层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是迥然不同的，这既是现有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在文化方面的渗透，反过来内化了的不平等又会导致阶层再生产，固化这种不平等。作者从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运用和对公共教育机构的干预三个层面区分了两种教养方式。

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家长会主动评估、培养孩子的天赋和技能，为孩子精心安排了各种休闲活动。沟通方式常常是协商讨论，讲道理、发号指令、讨价还价，孩子可以反驳成年人的话。面对学校时，家长会代表孩子提出反对意见和干预措施，并训练孩子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倾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长，说白了就是放任自流，让孩子经常与亲戚或邻居家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很少有计划地培养他们的技能。家长通常向孩子发号指令，孩子通常接受指令，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很少挑战家长。对学校十分依赖，但学校教育与家庭养成的习惯又存在矛盾冲突，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

愈来愈大的差距

不同的教育逻辑分别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最显著的是代际之间的传输差别优势，放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二代文化背景下考量并不难理解。

比如，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孩子更经常交谈，以此锻炼出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权威人士面前能更快地适应。这让人想起了小学班主任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三流的孩子用手教，二流的孩子用嘴教，一流的孩子用眼教”，话糙理不糙，可看作民间概括。

对于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和家长的互动早已磨练出他们察言观色的能力，即使与成年人交流也能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目光交流在现代职场是一种被提倡的习惯。相反，在贫困家庭中，容易践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身体教育”，家庭成员聊天时并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总是一边忙碌一边交谈，没有社交礼仪上的尊重。甚至，在贫民窟持久盯着别人的眼睛可能被视作挑衅，会带来危险。

微小习惯和技能的不同将逐渐生成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和贫困家庭的局促感，这种潜在的文化资本的差异将在他们进入到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体制的时候转化成各种形式的价值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