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权”在中国教育中不可或缺

【侨报短评】近日中国官方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中国新时代指导义务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中，将“教师教育惩戒权”列入依法保障的教师权益之中。这意味着，一段时间以来，在教育界有颇多争论的教师是否应该有惩戒权之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回应。

6月2日，广东德庆在德庆学宫举行传统文化礼乐展示及开笔礼活动。（图片来源：中新社）

教师对有过错的学生施以管教惩戒，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教育推崇“严师出高徒”的理念，私塾里的惩戒制度十分严格，如果学生学习不用功或者是有过错，轻者罚抄、罚站、罚跪，重者打手心以至退学。戒尺，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古代“教具”之一。

当然，戒尺打手，以现代观念而言属于严重“体罚”范围，早被中国法律所禁止。但中国社会目前的教育现状，教师对学生的管教惩戒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愿管，不敢管。

笔者认识的一位高中老师就曾抱怨过：现在的孩子不好管，自我意识强，在家都是宝贝，说轻了不管用，还顶嘴；说重了伤自尊心，还可能做出过激行动，闹大了老师与学校都有麻烦。“现在能少管就少管，一般就是通知家长管教。”

中国古训道，教不严师之惰。身为教师却疏于对学生学业与品行的管教，这有失教师的担当。但这位老师的话，或可代表当下中国教师管教“熊孩子”的一种无奈。近年来，中国社会舆论对于子女教育更多提倡人性化教育，“多鼓励少批评”是多数家长奉行的原则。因此一旦学校教师惩戒学生，往往引起家长内心或者口头的不满。如果出现纠纷甚至引发极端事件，更可能面临家长、社会、媒体、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面带来的压力、处罚，甚至是来自“熊孩子”及家长的人身伤害。此类新闻，在以往的中国媒体上并不鲜见。由此中国师之威严已经大大降低，很多教师在“熊孩子”面前表现的是谨小慎微的唯唯诺诺。一些“熊孩子”无法无天，旷课打游戏、欺凌同学，甚至有个别走向了犯罪道路。

从这一角度而言，此番中国政府明确了教师教育的惩戒权，无疑是对老师管教“熊孩子”的“撑腰”之举。

事实上，惩戒做为惩治过错，警戒将来的一种教育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教育的过程，其实是对受教育者的心智发展、思想及行为进行教化培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学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未来人格的塑造极为关键。在这个阶段，对学生的关爱与赏识，的确应该是老师教育学生的主要方式，以此令孩子们感受积极正面的鼓励；但同时也要有惩戒的规则，让孩子们知道是与非，让行为不端、屡犯校规的学生在接受处罚后，懂得什么是规矩，以及违反规矩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对于学生们未来真善美的价值判断，以及更好地融入社会，都有积极的作用。

正如此，惩戒作为教育的必要手段之一，仍然普通存在于当今国际教育领域。例如在美国，有不少州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都制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如罚站、不能参加课外活动；罚早到校或晚离校、罚星期六来学校读书；罚学生停课数天、开除、勒令转校等。在英日韩等国家，类似的教育惩戒措施也都存在。因此，中国如今明确教师的惩戒权，应该得到中国家长的理解，并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惩戒权现在已经被政府赋予了教师，但它还只是一个留于纸面的概念。教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学生实施惩戒，惩戒的方式是什么，强度有多大，惩戒与体罚的界线在那里，如何防止惩戒被滥用？这些具体的权力实施，想必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其可操作性需要中国相关机构认真研究、论证和解答，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