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新灿：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制度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下）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

　　由本文第一部分的脉络梳理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制度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因素在驱动和制约高校招生制度的演进和变革？其演进有什么规律和逻辑？第二部分试图对此进行揭示和讨论。

　　（一）对高校招生制度演进内在逻辑的初步揭示

　　结合文献的查阅钩稽和笔者的亲历思考，从个人考察的角度，试图对高校招生制度演进和变革的内在逻辑作以下粗浅的勾勒：（1）高校招生制度既具有教育功能，也具有政治、经济等超教育功能，同时具有很强的文化塑造功能；相应地，驱动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演进的因素既有教育自身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对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制度的历史，依据驱动因素划分为“政治（经济驱动）”“教育与考试自身驱动”“文化驱动”三个阶段， [1] 并认为下一个阶段是“文化驱动与技术驱动并行”阶段。 [2] （2）高校招生制度属于教育制度组成部分，因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既是我国教育的指导方针，也是高校招生制度的指导方针。尽管1964年起才在招生工作文件中正式提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77年才正式使用“德智体全面衡量（1978年改为‘考核’，2002起加上‘综合评价’）、择优录取”，但是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作为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则，贯穿高校招生制度演进全程。（3）“文革”以前，高校招生政策制订、调整关注的重点是“德”、“智”、“体”三方面关系的调适。恢复高考以后，随着升学竞争愈趋激烈，“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越来越严重，表现在高校招生中，“德智体”全面考核事实上窄化为“唯智”考核。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科技竞争引发的对民族素质提升的重视，素质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并成为教育和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思想。高校招生要有利于促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成为基本原则和主旋律。1999年后，“有利于中学（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成为“三个有利于”原则之一，成为高考改革的基本遵循；2007年后，对“创新精神”的强调丰富了素质教育要求的内涵；2014年起，对“立德树人”的强调丰富了“德智体”的内涵。由此有了对固化不变的文理分科的突破，有了从“3+X”到新高考“6选3”“7选3”对选科的探索实践；有了对保送生、自主招生、“三位一体”等综合评价、多元选拔的探索尝试；有了对“春季招生”、外语和选考科目多次机会、中学表现纳入高校招生评价、体现过程评价的探索尝试。所有这些尝试，其目的都是为了使高校招生更好地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科学选才”。（4）高校招生制度毕竟不单单是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担负着为国家建设选拔高素质的劳动者、管理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改变了千万青年的人生轨迹，因此又具有政治、经济等超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政治大事和民生大事。一定意义上，高校招生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优质教育机会的稀缺性决定了获得机会的竞争性，由此决定了必须符合公平的要求。公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科举考试得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在起点公平、标准公平和程序公平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招生的制度安排上蕴含着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但把“公正（公平）”与“科学”对举使用，笔者最早见于1999年。从1994年开始，“公平公正”作为高校招生的一个基本原则与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以文化考试为主要入学考核形式”三足鼎立；从2003年起，“以文化考试为主要入学考核形式”随着“综合评价”的登场而淡出，“公平公正”与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比肩并列，实际上蕴含了“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的并举。“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在实质上是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演进的两条主线。（5）“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是“公平”与“效益”范畴在高校招生领域的特殊体现。结合高校招生的实际，可以把“效益”分为“操作效益”“质量效益”和“制度效益”；结合我国古代察举、科举的更替兴衰，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直接效益”包含“操作效益”和“质量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属于“制度效益”，可以进一步称作“扩展性制度效益”和“溢出性制度效益”。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统一高考招生”“学校单独招生”“学校联合招生”的纠结中最终选择了“统一高考招生”，主要是基于“操作效益”“扩展性制度效益”和公平选才的考虑，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保送生、自主招生、 “三位一体”等综合评价招生的探索尝试，不断进行扩大选择性的尝试，主要是基于“质量效益”和“溢出性制度效益”的考虑。“科学选才”与“质量效益”“制度效益”密切相关，“公平选才”则与“操作效益”有交集。 [3] （6）在高校招生体系里，政府（及其管理机构）、高校、中学、学生（及家长）是利益相关主体。由于高校招生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政治等超教育的功能，因此长期以来政府都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试行“预选”发挥中学在高校招生评价环节的主动作用；同时通过扩大投档比例逐步扩大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选择余地。进入新世纪后，又通过自主招生等综合评价模式的探索增强大学在招生工作中的主动意识。新高考则把“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作为“三个有利于”的首要原则，彰显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并通过扩大学生选择权、尝试发挥学生自我评价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由此，高校、中学和学生由高校招生的利益相关主体而逐渐兼具评价主体的职能。（7）新高考是恢复高考以来系列改革举措的集大成。在坚持“促进公平”的前提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科学选才”的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试点实践表明：在推进科学选才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公平选才的底线；科学选才的目标要真正实现，必须克服功利应试惯性的掣肘。功利应试惯性的形成，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客观因素，又有社会个体普遍存在的功利性的心理因素，又有1300多年科举考试强化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支撑，必须在制度、环境和技术设计多方面统筹兼顾、标本兼治、道术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