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大学再造

时代变迁带来大学的演进，不论博雅还是通识都是时代的产物。21世纪是数字化时代，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知识殿堂和社会灯塔的大学，也随之演进，面临再造。

21世纪是数字化时代，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知识殿堂和社会灯塔的大学，积极探索符合未来趋势、契合大学使命的发展路径，持久实现大学的价值理想和独立追求，共舞于时代，贡献于时代，超越于时代，已然成为当下中外一流大学共同的自觉选择。数字化时代,大学也随之演进，面临再造。

时代变迁带来大学的演进，不论博雅还是通识都是时代的产物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据统计，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成果中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大学以知识生产、价值发现、文明融合，持续释放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每一次时代变迁，高等教育都会在其中留下自身的发展轨迹。

高等教育第一阶段是从“雅典学院”到“博洛尼亚大学”博雅教育。

人类社会自有文字后，开始出现专门从事教育的学校和教师。教育彰显着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想，学校通过教授学生生产、政治、哲学、文化、宗教、礼仪等知识，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才。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立雅典学院，该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学校，集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于一体，实行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法”，为上层统治阶级培养人才。雅典学院的教育成果以及自由探索真理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带动了整个古希腊世界向前发展。

同处这一“轴心时代”春秋战国的中国，私学也应运而生。老子、孔子等主张的“师道尊严”和“因材施教”，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遥相呼应，东西方先贤圣哲学在重大教育理念上，可谓心有灵犀，不谋而合。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并迅速成为欧洲学者们争相向往的学术圣地，但丁、哥白尼等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巨人”都曾在这里求学。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雇佣老师，共同评注古老罗马法法典，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

从博洛尼亚大学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新面貌。

大学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心性修为的同时，也强调对外部事物的考察和对物理世界的探究。公元12世纪，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建立，这些中世纪大学主要的教学方法是讲解和辩论，重视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同时，这几所重要大学开创了辩论的风气，提出了理性训练的教育目标，并逐步形成了在敬畏神性的同时崇尚理性和科学的文化。

此时的中国，南宋朱熹提出了求善与求真相结合的“格物致知”。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名重一时，成为当时读书人的圣地。后来明代王阳明创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心学，他通过创建龙岗书院、修建濂溪书院、建立阳明书院，将中国私学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1809年，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创立“现代大学之母”洪堡大学。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洪堡大学不仅强调学术自由，而且明确将“研究教学合一”、“全面人文教育”确立为办学宗旨，其最大的特色是教学与研究并重，由此将大学的科研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洪堡大学”后，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的“洪堡理念”开始在欧美大地传播。19世纪初，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工业社会批量生产式和规模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过于狭窄、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等时弊，积极倡导“能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的通识教育。

这一时期，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伟大倡导者，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英国教育家、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推崇自由教育理念，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特别强调“大学是探索和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

进入20世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标志着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教育家杜威通过《民主主义与教育》论著，积极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他于五四时期来华讲学，其理念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