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历史上三个重要阶段的政治生态

（《红岩春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政治生态”是个新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虽新，但它所对应的现象却不新。97年来，随着党的诞生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态一直客观存在，且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的成功与否。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重庆的政治生态总体来讲比较好，也有不太好甚至比较差的时候，但是总能够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向好的方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阶段：一是建团到大革命时期，经历了由坏到好的转变；二是南方局时期，政治生态良好；三是川东党组织大破坏前后，经历大破坏的挫折最终得到修复，在胜利中迎来了重庆解放。

综观重庆这三个时期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能不能铸牢理想信念、抓好“关键少数”、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至关重要。

早期重庆党团组织的政治生态

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开端并不算好。

四川是先建团、后建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四川就有党团员活动。1922年重庆、成都等地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以后陆续发展到泸州、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以此为基础，各地团组织在四川开展工作，代替党组织发展党员。

但是，四川产生统一党组织的时间却很晚，迟至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同意在重庆建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工作。这个时间显然晚于全国很多地方。之所以这样晚，根本原因就是四川团组织的政治生态不太好，导致中央对四川产生疑虑和不信任，迟迟不同意建立党组织。

四川团组织政治生态不太好的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争吵不断；二是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素质极差，广受诟病。

关于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的争吵，实质上是成都团地委领导人王右木和重庆团地委领导人童庸生把个人矛盾上升为组织矛盾。其实，从两人关系而言，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成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两人可谓师生关系。但在成都团地委成立后，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仅仅一个多月，童庸生等人以退出成都团地委、转而参加重庆团地委的方式与王右木公开决裂。童庸生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相继退出成都团地委。

在童庸生加入重庆团地委并成为重要领导人后，两地团组织屡屡致信团中央指责对方，用词之尖锐，远超批评的范围。例如王右木称，童庸生“受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利用”，而童庸生指责王右木“投机于社会主义”“耻与为伍”。两地的矛盾长期存在，直到1924年王右木在贵州牺牲后才有所缓和。

关于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影响团的声誉问题，指的是唐伯焜。唐伯焜虽是重庆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受党指派，承担在重庆建立团组织的重任。但从各类史料分析看，其人素质堪忧。他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甚至“沉溺妓者家中”。共产党员恽代英致信团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居然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招摇。萧楚女也说他把重庆团地委视为私有，企图一直把持，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他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重庆团地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团中央因此对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很不满意，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整顿重庆团地委。

直到杨闇公的出现，重庆团组织的问题才得以根本改变。

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在中共革命史上，杨闇公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闻名，连当时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对他也印象深刻，知道“四川有一位杨闇公”。1924年9月，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迅速成为灵魂人物。

杨闇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当他发现重庆团组织的主要问题在唐伯焜身上后，立即团结全体同志，积极配合萧楚女整顿重庆团组织，力主调整领导人选，最终由年轻的罗世文担任书记。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杨闇公以公认的才干当选为代理书记。

重庆团地委领导人选的成功调整，极大地修复了团组织的政治生态。此后，杨闇公领导重庆团地委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他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创办《曙光》等机关刊物，积极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舆论宣传；他领导发起了反对“德阳丸案”“五卅惨案”等反帝浪潮，扩大了党团员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他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团结培养了大批骨干……从而使重庆团地委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影响力远超其他地方团组织，逐渐成为领导四川革命的坚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