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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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是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的，强调的是军队必须做好文化教育工作，总结提炼了我军不断调整完善的文化教育方针，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治军理念以及我军的文化教育工作内容，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毛泽东在1944年从文化角度对人民军队提出这样的训示，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提出之前，毛泽东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深入思考；在提出之后，我军的文化教育工作更是遵循这样的要求和方向进一步深化，使我军真正成为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民军队。

“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

人民军队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军队文化教育。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设立培训基层军官的红军教导队。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到瑞金时期，还组织了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承担着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如何全面提升军队的素质，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提出，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军队里也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各种学习小组。同年5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他还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时队伍中出现的“本领恐慌”问题。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有些老干部，有些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逐渐地，“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想开铺子，就要进货。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毛泽东点明：“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倡导了一种学习观念：“学习应该学到底。”他说：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我们要克服这个顽敌。

当年的延安，有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培养各类军政干部的学校。除了在抗大这样的正规军事政治学校中培训部队指战员外，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还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了扫盲教育活动，如开设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开展边区冬学活动、识字活动等，整个延安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

革命形势的发展，让广大的干部战士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教育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1939年12月，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毛泽东希望把“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他甚至形象地提醒各级干部：“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的提倡，很快得到落实。这种结合取得了显著的实效，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实现了携手进、同步走。一方面，有些初到根据地时还以“先生”“小姐”相称、在思想作风上与劳动群众距离很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逐步变成了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甘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另一方面，军队里也“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在这种“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提出了更具体的指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

到了1941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

实践的发展，不断证明着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践的发展，也不断证明着人民军队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