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生育成本 应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又逢三八妇女节，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大幅度提高，无论从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水平都是世界上比较高的。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社会上出现了女性平权的担忧。最近，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了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以及不得询问生育意愿等内容。

　　应当说，上述新规的确体现了政府对于女性的关爱，旨在消除当前职场存在的种种性别歧视。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迎接新规的不只有掌声，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给面试官支招的网络段子。

　　比如在面试不能询问婚育状况的限制下，那么可以问：“公公婆婆带孩子身体可硬朗”“幼儿园收费多少”“一个孩子寂不寂寞”。还有网友更直接地表达了悲观态度：“好了，这下企业直接不招女性了。”以上表述虽然具有调侃成分，但是也流露出民众的无奈心理，以及普遍不看好新规实施效果的判断。

　　新规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还是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因为目前的现实是：当女员工身处怀孕和哺乳期的阶段，的确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负担。企业则有太多办法把这些成本转嫁给职业女性和他们的家庭，求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只是表象之一。尤其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职业女性的生育率已经处于超低水平。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教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83和0.79，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育儿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我在以前很多文章已经分析过，相对于收入来说，中国房价和教育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政府只有通过大幅度财政补贴，才有可能使得生育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初步测算，每年需要拿出相当于GDP的5%的金额（相当于四万亿元左右），以现金和减税的方式来鼓励生育，才有可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

　　那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会不会加剧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呢？这应当是很多年轻妈妈或者未来妈妈们特别担心的问题。

　　不妨先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在发达国家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最高，而他们的女性地位也是最高的。那么，北欧国家是如何同时实现以上这两点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就业率超过80%。这一方面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到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

　　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1）  扩大幼托服务。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法国等国，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可以尽可能地恢复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具体方式可以加大财政投入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2）  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携程公司十年前就尝试允许部分服务人员在家处理客户请求，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反而提升了。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小孩的女性员工的欢迎。

　　3）  完善公共设施。到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哺乳室、童车走道灯等各种贴心的育儿便利设施。我们去欧美旅行，经常看到只需要一个妈妈或者爸爸，就能够独立且轻松地带着两三个小孩在商场购物。相比之下，年轻家长们在中国公共场所能够获得的帮助则比较有限，哪怕只带一个孩子出门，每次往往也需要各种兴师动众的事先准备。

　　4）保障单亲家庭。在北欧国家，单亲妈妈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很多小孩都来自于非婚生家庭。这些国家的非婚生小孩在法律和福利方面享受同样的待遇。我们当然不是提倡单亲家庭，但是也不能歧视单亲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