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要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体系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升级并非易事。从“钱学森之问”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强，高校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未能及时适应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个长周期、系统性的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尽管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很难完全靠“教”出来，但错误或过时的教育方式及制度很可能会“扼杀”人的创造力，进而影响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问题，从转变教育方式入手，找准新时期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由大转强的新阶段，但发展质量并不高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过去数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的扩张与转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从1999年高校扩招至今，在校生规模翻了两番多。2016年，各类高校在学总规模达3699万人(其中本科在校生突破1613万)，全球占比达20%，居全球第一。同期，普通高校数量从2000年的1041个增加至2016年的2596个。高校毛入学率已达42.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伴随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我国高校分层、分类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2005—2015年十年间，本科累计毕业生达到2853万人，本科毕业生占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比例从22%增加到47.2%，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2017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对全球科学家和高技能人员的贡献率较大，OECD预计2030年将达到37%。究其原因，这得益于我国有相当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完成了STEM科目的学习(2013年就达40%)，而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均不足三分之一。

　　尽管数十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卓著，但与许多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大学体系“大而不强”的问题还很突出。《世界竞争力年鉴(2017—2018)》显示，尽管我国国家竞争力综合排名为第27位、创新指数排名为第28位，但高等教育指数排名仅第47位。与美国(第3位)、德国(第15位)、英国(第20位)、日本(第23位)等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差距。从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来看，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还不够契合。一方面，人才队伍的“顶天立地”结构尚未形成，不仅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数量偏少，产业高技能人才规模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加剧。世界银行的研究(2018)显示，201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内)失业率约8%，25%的毕业生薪水低于农民工平均工资，30%的职业类型属于低技能(不需要大学文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大学教育回报率面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教育质量的提升并未与规模扩张实现同步，特别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严重不足。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面向创新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不足。

　　教育方式转变滞后、创新人才培养不足，成为亟待补齐的关键短板

　　第一，教育教学方法落后，学生评价考核方式单一。

　　一方面，实践性、互动式教学发展不足，课堂教学仍以知识灌输为主，重视知识性学习而非探索性学习。多数院校的教学方法仍以讲授为主，学生自我体验、自主学习、自由创造的环境还不具备；实践教学也被不同程度地削弱，学生被动实践成分多，主动实践成分太少。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和知识记忆、不注重方法论和创造力培养。另一方面，学生考核评价方式单一，重结果、轻过程。多数考核内容整齐划一，不仅缺少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内容体系，评价方式也相对单一，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第二，课程体系质量不高，通识教育发展不足。

　　一方面，专业核心课程数量偏多，但讲授深度不够。理论课太多、方法论课程太少。必修课多以大班教学为主，有利于启发式、研讨式教学的小班选修课却太少。专业课程内容及教材编写的动态更新滞后，相比于教学科研仪器的大投入，偏软性的新课程开发资源投入很有限。另一方面，模块化的通识教育发展不足，特别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多数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少，开课资源不够，很多时候成为一种“点缀”。各校开课能力差距也较大，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更大。已有的课程体系较多还停留在传统的素质教育层面，教学质量标准不健全。关键原因是通识教育未能有效融入专业教育体系内，引发了不少“短期功利主义”。

　　第三，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跨学校交叉培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