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和素质，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够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来自何方？

　　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看到了教育与人力投资的价值。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佩特拉基斯(P.E.Petrakis)等学者比较了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

　　我国目前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产能过剩以及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问题的解决都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多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甚至停滞，长期未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多数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甚至地理条件的差异都是决定不同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验在于这些国家对于教育的巨大投资以及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持续投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减少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决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教体系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经济增长时期会形成对于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当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时，高等教育体系就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阻碍。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也不是发展速度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一个与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相适应、相促进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拉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毛入学率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巴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16.1%，2016年为50.5%，与巴西处于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智利1999年毛入学率就达到37.3%，2016年达到90.3%，阿根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48%，2016年达到89.1%。但这几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发达国家高度趋同，未能构建满足本国产业创新升级人才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资源错配。他们的学科结构比例与美国较为接近，与第三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专业比例过高，均超过70%。

　　美国的工业化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较高、产能先进，因而能够让较少比例的社会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对于第二产业相关专业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如果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完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就会形成资源错配，造成投入效率下降，整个社会因为缺乏科技创新活力而失去持续发展动力。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一般会建立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如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9年为73.9%，2016年达到93.8%。但与第二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比例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4年仍然处于30%以上，这说明韩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注重科学与工程类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高比例的创新型技术人才为韩国稳定经济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了重要保障。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统计年鉴》计算，美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61%，英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4%，法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5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虽然较高，但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处于较低水平。有专家利用1996—2014年数据计算出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82%，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巨大的需求，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又将导致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