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故居开放时间 有关于郑观应的思想贡献分别是哪些 郑观应的故居在什么地方

钱学森故居开放时间 潘世恩故居开放时间 郑观应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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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贡献

赋税思想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郑观应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商战思想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理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所指的“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他的这一名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在《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要进行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