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潘星辉《知其所止：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绎说》

知其所止

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绎说

潘星辉 著

“古典与文明”丛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2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上海交大历史系开设课程“中国文化史”的基础上重新结构撰写而成。全书取用思想史的视角，采用“典籍选讲”的方式，按照先秦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理学、明清之际思想及清代三教混融的次第，选钞《论语》《孟子》《庄子》《抱朴子内篇》《佛遗教经》《佛说阿弥陀经》《坛经》《朱子语类》《语录》《传习录》《明夷待访录》《阅微草堂笔记》的部分内容，以学术笔记的形式，分设若干条目进行讨论：一方面贴近文本，在具体的语义、范畴辨析中，呈现经典的主旨与原貌；另一方面，又把对作者、著述、相关思想的阐绎，放置在时代思想的宏观视域中加以考察，试图在“总体史”的关照下，打通“文”“史”界划，探索古代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外在局限，并由此窥见中西文明的根源性差异。

全书最独特之处，便是取用了传统文史之学中常见的“笔记体”，而非时下源自西学的论文式写作。笔记的开合自如、灵活跳跃、回环掩映，照顾到了传统思想方方面面的细节，也在细节中寄寓了对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轨迹的全局式理解。

作者简介

潘星辉，1971年生，祖籍广东番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致力将古代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史之学”相结合，著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存傅诗话》《返魅之旅：中国古代美术异史》等，参与整理出版《石仓契约》《明经世文编》。

绪 论

* 节选自《知其所止》“绪论一”

丨潘星辉

作为认真学历史的人，我关注的“思想史”从来都是“总体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首先，思想并不具备某种先天的优越性或超越性，而是受到历史的深刻限制，它可以是高扬的风筝，却总归不是断了线的风筝；其次，即使最大程度地强调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鉴于历史进程如此曲折、错乱，思想的力量若不是无序的，也必然是不稳定的。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写道：“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秦始皇歆动刘邦、项羽之处，“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引文长了些，但贵在没什么废话。经过了“四舍五入”的中国古代史或思想史，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该文发表于1919 年，本是兼论“大小丈夫”的，不过，还是偏“大丈夫”多些，而发表于1925 年的另一篇文章对此做了重要补充，即从“百姓”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子贡说：“识其大者。”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这就好比我们总得先区分开羊和狼、猴子和鳄鱼或农夫和蛇，然后再讲它们的故事。

清晰的历史感不只是浪漫和幽默的杀手，强化历史维度必然导致批判——否定完美，解消信仰，没什么是不能拷问的。这就是“煞风景”与“凑热闹”的区别，前者像孩子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而后者像孩子希望节日的焰火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