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谷晃义：戊戌变法的“社会”面

学术界以往在研究维新变法时，主要把关注点放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和行动上，而随着研究路径的转移，维新运动史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维新运动对士绅社会造成的影响。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八百谷晃义通过介绍戊戌时期的学会、报刊和宣传册子等，从社会角度对戊戌变法进行重新审视，详尽考察了戊戌变法的“社会”面。

2022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4期邀请到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八百谷晃义作题为《戊戌变法的“社会”面》的报告。本次读书班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张仲民教授主持，随后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潘光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吴仰湘、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雄威进行评议。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和部分听众问答。

主讲人发言

八百谷晃义（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

我最近十年一直从事戊戌变法史的研究，相关的论文大概十篇左右。最近想把这些过去的成果结集成书，今天拿来其中的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

一、过去戊戌变法史的研究

过去的观点认为，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目标是君主立宪。而黄彰健的研究是重要转折点，他发现康有为对《戊戌奏稿》进行了篡改，《戊戌奏稿》无法准确代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构想。他的研究也推动了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尤其推进了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最近二十年，在史料的开拓和历史过程的复原方面，也有大的推进，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茅海建、马忠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另外一个趋势是研究的多样化，很多专家开始关注康梁以外的趋新人士的想法，甚至有人专门讨论保守派的政治思想。目前，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在研究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式的“神话”受到诸多质疑，最近贾小叶也专门讨论了康梁和其他趋新派人士的关系。另外，佐佐木扬、茅海建、李文杰的著作，都很明确地否定维新运动是君主立宪改革。如果戊戌变法不是立宪改革，也不是康梁所建构的那个样子，政府官员又努力进行自己的改革，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这是现在学术界面临的问题。

我做研究时，受到了潘光哲、章清相关研究的启发，他们讨论了当时的西学书籍、报刊给读书界造成的影响。我的研究路径和重点，没有放在政治过程或者维新派改革过程本身的讨论上，而是注重学会、新媒介和报刊、宣传册子，这种当时流行的新事物和它对中国近代史进程造成的影响。即维新派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政见，他们的行动，他们传播政见的方式与之前时代相比，有哪些变化，或者除了康梁以外，还有哪些独特的尝试。

二、维新运动时期学会的政治性

（一）学会的意义

在学会的意义方面，有三位老师的研究非常重要。张灏认为，学会是推广西学的重要媒介。汤志钧认为，学会“合群以开风气，而挽世变”，“兴绅权，以通上下之气”。李文海则认为，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是学会重要的作用。其中汤志钧、李文海的看法，和我的研究密切相关。后来讨论学会意义的研究其实不多，三石善吉或龚郭清的研究，基本上也在前者框架范围之内。三石善吉认为，学会是一种压力团体，龚郭清则认为，学会补政府之不足，他们都提到了当时学会在舆论上的意义。下一步，我觉得应讨论如何理解当时的舆论，这些舆论的内涵是什么，学会的运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征。如果学会对戊戌变法的进程造成直接影响的话，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过去的研究很少谈及这个问题。我在以下的报告中经常提到“政治性”这个词，我对“政治性”的定义是试图通过新的运动方式获取政治权利的志向。

（二）强学会的夭折

强学会是光绪二十一年末成立的著名学会。梁启超后来在1911年时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虽然如此，但是强学会在成立时，其作为政党的性质，即学会的政治性很模糊的。如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说：“中国风起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同样的发言还有宋恕、夏曾佑等。我阅读强学会的纲领性文章，感受是他们虽然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自强、保卫中国之类富有政治性的目标，但只强调“联人心、讲学术”的启蒙工作（即梁启超所谓“学校”性质），未明确地说出自强与最后政治目标之间的关联。在他们公开的文献中，学会的活动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甚为模糊。孙诒让阅读强学会《章程》后的感受，可以为我的解读提供佐证。孙诒让说阅读之后，它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译书、博闻的事，没有提出更远大的目标和计划。这种感受可以说明，强学会的章程中存在问题。

（三）《时务报》的宣传与启蒙

后来，梁启超等维新派通过《时务报》积极宣传，想说明学会的意义。这些文章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古城贞吉翻译的《政党论》、章太炎的《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其中，梁启超称，“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在他的文章中，学会的政治性更加清楚，章太炎也在文章中说这些学会可以补政府不足。这些事例说明，关于学会的政治性功能的认识，已不仅仅为康有为门下部分人士所独有，而是成为了以《时务报》馆为中心的范围更广的人士之间的共识。

（四）学会运动的新方式

第一是使用新媒介。之前也有通过书信往来，发表政见的现象，但是书信往来是私密的，是一对一的双方向交流，报刊媒介的宣传却是公开的，单方向的，以不特定多数为对象。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新鲜之处在于，有一定名声的中国人，在存在于官方政治架构外的报刊发表政治主张，并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而且《时务报》等办得比较成功的报刊，在全国各地开设派报处，开始具备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影响力。可以说，报刊的影响力逐渐克服了地域和官绅较为封闭的人际关系的制约。而他们除了报刊之外，还积极使用宣传册子。

第二点是公开性。中国有君子不党的观念，当时的士绅不太敢把自己组成团体的事情向社会公开，但是《时务报》馆对外公开了广泛存在的支持者的姓名，试图显示其显著的影响力，不过他的公开性还是过渡性的，因为《时务报》的《公启》，有《列名公启》和《不列名公启》两种。但到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不缠足会、农学会、蒙学公会等上海地区的学会的公开性已经摆脱了过渡性状态，发展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它们把自己的会员的名单，都在自己的刊物上公开。可以说，不缠足会中的积极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公开的组织形态，对开民智和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性，开始对自己的运动方式产生自信。

第三点是横向性网络。比如缠足并非限于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各地均存在的问题。除了上海有不缠足会外，各地也存在不少类似的组织。其中如湖南不缠足会等，与上海不缠足会明确有渊源关系。此乃说明，官绅们开始跨越地方，在统一的问题意识下形成了团体力量。除了不缠足运动以外，还有陕西刘光蕡等地方绅士，响应上海等沿海先进地区趋新人士的号召，试图在地方透过学堂、学会等工具进行启蒙与改革。这种人物的广泛存在，显示着趋新人士逐渐形成跨越地方的横向结合，建立了超越地缘或官界派系等传统人际关系的官绅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