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专业选择权增加，学校的管理面临挑战

　　新高考让考生在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等科目中选考3门，这让学生可以更多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邵光华对5582名浙江省2017年高考考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学生选考科目组合覆盖了“7选3”的所有35种组合，表明选考制度真正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

　　对于面对新高考的中学，如何为选择不同科目的学生走班排课成了挑战，“目前提供学校排课咨询和信息化建设的机构已有几十家，短短几年内就成了红海。”刘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些服务学校的机构，也会提供面向学生选科的咨询服务”。

　　与选科科目组合增多形成对比的是，2018年的招生中，越来越多的大学采取专业类招生，将多个相近专业组成一个专业类，学生学习一至两年后再进行分流。

　　“专业类招生能给学生更多选择专业的机会，也有利于落实‘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理念，而创造性人才的知识结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融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硕豪说。

　　但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与高校专业发展之间却存在着博弈。“专业类招生给学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而且已有经验表明，专业类划得过大，有的细分专业可能会招不满。”李硕豪说。

　　高中选科难题

　　新高考阵营继续扩围，对过往改革的评估和总结也在持续进行。邵光华调查分析后发现，5582个样本中，1/4的学生并非是出于兴趣选择的选考科目，新高考在让学生进入理想专业方面也不尽人意，没有为学生打下良好的专业学习基础。

　　非兴趣，即功利。上海、浙江的2017年考生中，就出现了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弃物理等难学科目的现象。

　　根据两地教育考试院的数据，2017年的25.01万浙江考生中，有8.95万人选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在7门选考科目中，排名倒数第二。上海5万名考生中有1.92万人选考物理，占比38.4%，在6门选考科目中同样排名倒数第二。

　　弃考物理长期存在将对我国工业发展的人才带来危机，一名教育学者指出，如果多数中国人自己不从事基础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防安全都会造成巨大的隐患。

　　由于出于功利性目的弃考物理等科目，带来了考生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高中的知识基础没有打好。邵光华的调查发现，这样的学生接近1/3。

　　公开报道称，2017年复旦大学在第一次统考“大学物理”时，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体不及格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往年。很多学生的物理水平仅仅是初中水平，和其它省份考生物理认知水平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受“志愿填报时学生选考科目只需1门在高校选考科目范围之内就能报考该专业（类）”规定的影响。

　　比如，浙江省不久前公布的2019年拟在浙江招生的高校各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中，选考科目要求范围为1门的专业占6.8%，2门的占8.8%，3门的占23.3%，不限的占61.1%。

　　“高校大量专业招生不限选考科目，与生源竞争有关，作为考生来讲，面对同等水平的两所高校，如果相同的专业一所大学不限考试科目，另一所限制了，考生很可能就报考不限科目的大学了。”刘颖说。

　　邵光华也认为，新高考改革的自由选考和高校宽松的专业科目要求，使学生很难打下好的“对口”基础，过于放开选择性对人才选拔和培养可能并不利。

　　在此背景下，北京等第2批启动新高考的省份将对选考科目进行限制，不再“迁就”考生。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类）选考科目的要求》中，必须选考物理的专业数量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须选考两门科目的专业。

　　比如北京大学的工科试验班类、理科试验班类、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地球物理学类、心理学类等专业（类）均须选考物理。清华大学的理科试验班（化生类）、临床医学类则须选考物理+化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环境工程专业则须选考物理+化学+生物。

　　用好两次专业选择机会

　　学生在新高考中专业选择权增加，一方面体现在选考科目受限制少，另一方面体现在大学越来越多采用专业类招生。

　　电子科技大学招办主任林鹏介绍，以往考生只能填报6个志愿，但采用大类招生后，学生填报志愿选择的是大类而非专业，一个大类包含过去几个专业，如果学生可以填报六个大类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学生填报了十几甚至几十个专业。

　　学生一般在专业类中就读1至2年，然后再根据志愿和成绩进行专业分流，这等于给了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