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的学者，在投影仪上展示研究成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代表，在台前介绍最新的举措。公办和民办的幼儿园园长，一边讲述一边提问，表达各自的诉求。

　　2017年12月28日，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不同身份的人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持续了一整天，进行了两次圆桌讨论，13个人上台作了报告。

　　主办方为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共同设立的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该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解释，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学前教育的办园体制、质量、监管和成本分担。其中，成本分担是教育部交给的政策研究任务，而监管和办园体制，是来自财政部的科研要求。这次会议“得到了两个部委的大力支持”。

　　“我们从10月份就在筹办这个会议，原本只是想邀请学者为主，进行单纯的学术型讨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之后，我们就把主题改了。”宋映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想借这次机会，让不同身份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前教育面临的成就、挑战、问题和对策进行讨论。”

　　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者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一条又一条的问题被罗列出来

　　作为北京民办幼儿园日日新学堂的创始人，王晓峰称自己为“家长办学者”。这个头衔，他更在意“家长”这两个字。最初的办学初衷，也是觉得“找不到满意的学校”。

　　前不久，日日新学堂所有的教学区域，都被主管部门要求装上了监控设备。但在王晓峰看来，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方式”，实际上“效果很有限”。

　　“如何切实地避免我们的孩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难题，仅仅靠政府的监管，很难做到位。作为一位家长，作为一位家长办学者，我认为只有充分开放社会资源，发挥家长在幼儿园建设中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王晓峰说。

　　他认为，比起肢体暴力，幼师的态度和情绪等冷暴力，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更甚，“监控也无济于事”。

　　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的一位普通家长，对此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她的孩子5岁，在当地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读。幼儿园老师会号召班里的孩子们，孤立疏远那些“上课调皮”的孩子，不理他们，不和他们玩。

　　她不认可这种做法，试着和老师沟通，但没什么效果。她直接去找了园长，情况才有所缓解。

　　“教育理念差太多了，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儿园，找不到满意的。”这位母亲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回到老家创业。然而孩子在幼儿园遇到的问题，让她动了回北京的念头。“起码，把孩子送过去，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她也解释了自己没选公办幼儿园的原因。前些年，当地的公办学校统一取消了学前班，民办幼儿园仍会在教学中加入原本属于学前班的课程。这导致公办园的孩子升小学时，比民办园的孩子少学了许多东西。

　　在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育学部教授张燕的报告中，取消学前班的行政指令，属于“过度的人为干预”，体现出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单一标准化的办园取向。

　　一条又一条的问题，在这个关于学前教育的论坛上被罗列出来，摆在台面上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或存在“盲区”，卫生保健人员配备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密集而沉重，曾零零星星出现在网上的言论中，家长的口中，以及专家的研究报告中。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上半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出台《学前教育法》。下半年，发生在幼儿园的种种虐童事件，从上海到北京，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出现在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部署里。

　　金字塔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

　　河南一所公办的省级示范幼儿园，每到招生阶段，网上排队报名的人数，便会飙到实际招生人数的成百上千倍。

　　“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几分钟就招满了。第二天，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了。”这家公办园园长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