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注1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方面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注2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注3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注4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注5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注6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注7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注8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注9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