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水平在《我心归处是敦煌》发布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樊锦诗先生、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今天的新书发布会在北大举行，这说明樊先生把北大当成精神上的家。今天我们热烈地欢迎您回家，也欢迎各位莅临北大！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先生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同志签署主席令，授予您“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您又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先生被世人称为“敦煌女儿”，坚守大漠56载，甘于奉献，是“莫高精神”的杰出代表，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党委和我个人对您获得的这些崇高荣誉表示衷心祝贺！向您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

樊锦诗先生是1958年考入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大师姐”，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感情诚笃。未名湖畔短短的四载时光不仅使先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这块钟灵毓秀的文明沃土所蕴含的北大精神也伴随先生从北京传播到了敦煌。

先生自述、顾春芳老师执笔的这部《我心归处是敦煌》，我细细品读了一遍。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先生个人的回忆录，还是敦煌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发展史，更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亲历记，必将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从书中，我们看到了樊锦诗这样一位纯粹的爱国者和文化使者的心路历程。不禁会为邓广铭、苏秉琦、季羡林、周一良、邹衡，特别是宿白等老一辈北大学人对先生的谆谆教诲所吸引；会为先生和彭老“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真挚爱情所感染；会为“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一代代莫高窟人“舍身饲虎”，倾尽毕生心血守护敦煌的故事所折服；会为先生置个人健康与安危于度外，仗义执言，竭力保护莫高窟不被过度开发，全身心投入抢救文化遗产的努力所动容；会为百余年来以先生为代表的几辈大师学者和文物保护专家辛勤耕耘，终于使敦煌学回归中国、走向世界，给莫高窟带来永生的辉煌历程所慨叹！

樊先生说：“北大人往往痴迷于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痴迷到‘傻’，他们在事业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在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物研究保护生涯中，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做人做事原则、为自己所认定的事业傻傻坚持、默默奉献的可贵品质，正是对北大精神的生动阐释。

先生的感人事迹，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更鼓舞了北大的师生员工，近年来，全校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樊锦诗先生的热潮，我们到底要学习先生哪些可贵的品质呢，实在是太多了。我想了几点比较重要，也是新时代北大人所必备的，与大家共勉。

一是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1962年，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先生参加毕业实习，第一次踏上敦煌的土地，当时的敦煌是什么样的条件呢？没有电力和卫生设备，物资匮乏，交通闭塞。莫高窟的洞窟里温度很低，待不住人，先生和其他的北大师生需要攀援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做实习调查。由于气候和水土的原因，先生每天晚上都要经历失眠，夜里三四点钟就醒了。先生的身体健康在敦煌严酷环境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回到北京。1963年，系里毕业分配时，先生还是为了那“念念不忘的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毅然回到了敦煌，这一去就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为此，樊锦诗先生与自己的爱人彭金章先生过着19年牛郎织女般的两地生活。半个多世纪来，她有多次机会回到大城市，可是她依然决定扎根在“一到春天，就整天整天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的敦煌。可以说，为了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事业，先生与家人牺牲了太多寻常人应有的享乐，无怨无悔地为国家、为历史、为科研奉献一切。

二是实事求是的钻研精神。在樊锦诗先生到敦煌工作前，考古学系的老前辈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叮嘱要尽可能地沉下心来做好敦煌石窟的考古钻研。此后50多年，樊锦诗先生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放在了敦煌石窟的研究、保护和管理中。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标志着石窟考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考古报告通过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全面、详实、客观地记录下这些多则1600多年、少则800多年的洞窟中所有的遗迹和现象，其难度超乎常人想象。先生带领研究团队数十年磨得一剑，似乎比我们现在太多学者出成果的速度都“慢”很多。但正如先生所说，考古报告是最基础的基础，是地基，必须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打牢，否则其他都是空中楼阁，是建在沙丘上的。我想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急功近利，做表面功夫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简单的重复性、描述性的所谓“成果”再多，也并不能够推动科学研究的巨轮行进半步。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研究是寂寞的，以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敦煌人为我们树立了坚守与钻研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