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让百姓认识了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

    “工农政府”的木牌子看不见了，路边也没有了飘扬的红旗，十里相送的歌声只留在记忆中。红军官兵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了苏区。

    这是1934年10月26日前后，中央红军抵达苏区南端的边缘地带，进入粤北。黑夜行军时，红军干部不断对战士们说，进入白区要提高战斗警惕。

    和后来的湘江战役等大仗、恶仗相比，中央红军主力在广东境内的19天可以用“顺利”形容：经过几场中小规模的战斗，中央红军以较小的代价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布设的三条封锁线，转入湖南。

    军事实力、政治博弈、军纪严明、群众支持，多方面的因素让最初的转移有惊无险。但一支军队能走多远，取决于它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队伍。离开中央苏区，这支当时的新型人民军队并没有脱离群众，而是让更多地区的百姓认识了它，让更多穷人知道它是“自己的军队”。开拔的红军队伍就像一台播种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漫漫征途中。

    粤北借道

    选择粤北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突破口，不是临行前的仓促决定，而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选择。

    当时，与中央苏区地理相接的广东，主政者陈济棠被称为“南天王”，一个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地方军阀。对陈济棠来说，中央苏区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一道屏障，嵌在他的粤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之间。

    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他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一番话道破了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红军对此也心知肚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和朱德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恰逢心急如焚的陈济棠派人前来接触，于是，对峙双方的指挥员决定进行一场秘密谈判。

    “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评价说，“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

    10月9日至11日，中央红军派出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与粤军代表展开谈判。双方经过3天3夜的博弈，终于达成5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这次借道谈判对红军的重大意义正如周恩来所言，“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1934年10月26日，中央红军进入粤北，借道协议在事实上减轻了红军的军事压力。

    “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在一篇论文中这样总结，其证据包括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阻击。同时，拥有70多架飞机的粤军并没有对前期采取“甬道式”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的红军队伍实施轰炸。

    也正因为如此，粤军的围追堵截行动被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评价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这次成功的统战工作，使中央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得以顺利地向湖南、贵州推进。

    突破封锁

    虽然有借道协议，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战斗。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李君祥解释说，在粤军，如此秘级的协议事后证实只传达到了旅一级。再加上前线一些顽固的敌军执意阻击，中小规模的激战不可避免地发生。

    很快，粤军就见识到了中央红军猛打猛冲、骁勇善战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26日拂晓，坐落在红军从江西信丰进入广东南雄必经之路上的新田村外枪声大作，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这里发现了约200名正在修筑工事的粤军，随即分3路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歼敌20余人。

    “虽然这场战斗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意义重大。”李君祥说，“它是红军进入广东省境内的第一场战斗，也是第一场胜仗，极大地提振了红军长征部队的士气。”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书中写道，红军官兵具备诸多特质，比如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而且打则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