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科教资源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的讨论

　　关于中国科教资源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的讨论

　　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分离，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位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深圳，具有较强的实体的创新和发展，但由于本地大学的匮乏而基本没有大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高校林立，但在实体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与深圳存在明显差距。这个问题尤其值得科教资源丰富但产业创新不够的城市关注。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实体创新和发展，与大学创新和发展的协同出现分离现象的因素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基于对深圳成功经验的分析，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教育与实体创新分离的因素分析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本地大学与本地创新的协同是纵横交错的问题和矛盾的堆积：（1）大学运行是纵向管理体制和机制的作用，而本地创新是横向的地方政府-企业-流动的科研机构和人员的交互作用。这个条块管理的模式天然存在无法有机衔接的缺陷。（2）大学的使命、目标和行为是产出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培养人才，不是产出财富，后面一个任务是实体产业的使命和目标，也是企业家的终极行为。知识创造和财富创造这两个阶段的衔接，需要企业家精神来创造有机结合的机制。（3）在行政管理和控制体制下，本地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优势，不一定与本地产业和体制吻合和配套衔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创新链是全球分布的，本地大学的水平和成果不足可以通过创新资源的流动来解决。（4）本地大学支持本地实业创新，是立足于资源观来分析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问题。核心是认为，城市的科技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所拥有的独特的科教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基于资源观点的竞争战略思想，强调竞争优势来自于资源的拥有，我有什么我就做什么。因此，竞争主体应当从自身系统的内部寻求竞争优势来源。这种竞争理论存在很多的缺陷。如即使是深圳这类过去缺少科教资源基础的新兴城市，也可以在市场化原则下广泛地吸收来自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科技精英为我所用。其实，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效果，不取决于一个竞争主体拥有什么样的科技资源禀赋，而实际上取决于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真正去做事情，才具有竞争优势。这强调的是行动力。

　　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从发现到发明创造到产业化是二个转换过程，实验室做第一个转换，商人做第二个转换。现政府以为科技领军人才能做好这二个过程（不排除有），但绝大多数不行。所以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二阶段转换的顺利生成，而深圳做的比较好，是因为有许多制度能促成二阶段的转换。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表明，创新更多是市场驱动而非技术驱动。因此，在城市经济对创新产生需求的初期，创新要素最初更多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比如引进人才，此时创新要素的供给地与需求地不一定靠近。而当经济发展到对原始创新产生足够需求的阶段之后，对创新的需求会内生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供给，这样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更有可能对创新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也才会实质上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地理位置与创新城市相靠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1）大学与企业对科技创新评价体制不同。对大学来说，科研项目能获得经费支持、能申报专利和发表文章就行了；对企业来说，科技创新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2）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果受现实条件约束，大学科技成果往往是实验室成果，科技成果缺乏中试基地和条件。（3）企业受利润影响，不愿承担尝试新科技的风险。（4）大学和企业缺乏有效沟通，找不到合作的切入点。

　　翟太煌（山西证券(行情002500,诊股)）：高校云集地如武汉、南京、西安等地，更多属于历史和传统政府行为及其积累，有其传统性和继承性。创新，更多地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实体经济的创新，更是与新型企业和创新政府行为相联系。高校云集是一种资源禀赋，在资金人才物资大流动的背景下，不必与城市创新相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