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苗子”培育科技公司错得天昏地暗

“科创板”正在成为科技型企业的全运会。

最积极的当然是坐拥主场之利的上海。上海市经信委发布了《关于征集推荐上交所科创板企业名单的通知》，请各有关部门及单位，梳理推荐拟挂牌上交所科创板的优质企业名单。

除了上海，还有一些地区也开始征集辖区内的科创板后备企业，包括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近日，湖北已经率先发出科创板种子企业名单，这是科创板动员令枪响之后的第一份地方政府官方发布的名单。湖北省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夺金摘银”目标，一位地方官员表态：“我们的目标是今年新增5家科创板企业，全年新增境内上市公司10家。”

以美国“纳斯达克”为参照目标的，以市场化的注册制为特征的科创板，从一开始就进入到“科技型企业全运会”的节奏。

显然，这些地方政府如果把这些年通过不同途径、以不同名义，在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上花出去的钱进行一番盘点，应该根本不需要进行这番辛苦的摸排。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各地政府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上面都没少下功夫，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对一些科技型创业企业给予了足够的帮助。

尤其是针对海外学人的各种引进计划，各地都有类似“千人计划”的地方版，一些发达省市的政府，在人才引进上面十分舍得花钱。引进人才的大礼包包括对企业无偿的现金资助、宽敞的大房子、配偶子女的就学就业、一线、二线城市的户口等优厚条件十分诱人。刚成立不久的海南自贸区也把引进人才作为其成立自贸区最早的举措，向全球广发求贤贴。还有不少城市政府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风险投资基金，通过对引进人才创立企业早期投资的方式来扶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长。

以著名的深圳市“孔雀计划”为例，将引进人才分为A\B\C三类，A类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图灵奖、菲尔兹奖等等。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担任过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或同等职位的人员等等。B类人才包括近5年，在Nature、Science、Cell或所在专业领域影响因子30以上的著名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担任过境外世界知名大学教授、副教授。C类人才包括担任过境外世界知名大学助理教授。近5年，在境外世界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来深圳工作且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等等。

显然，比尔·盖茨、乔布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扎克伯格、马化腾、李彦宏、马云都无法入选。

这种培养方式的真谛就是“选苗子”。选苗子的规则由政府确定，貌似十分客观周密，有可操作性。其共同的特征是以人才过往的科研成绩、获奖情况、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其实是参照大学找教授的方式来挖掘科技型企业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错得天昏地暗。

但实际上，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通过地方政府的这种“选苗子”重点培养的方式，并没有对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选苗子”“掐尖”的科技型企业培育方式，和中国足球对年轻后备队员的培养机制十分相像——几十年下来，总是能够培育出个别不错的球员，但整体水平进展不大。

要命的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型企业创业者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万八千里。

和中国扶持科技企业“选苗子”式的培育方式不同，美国政府扶持科技型企业的方式是“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