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院士履历相关数据，多名院士对早年求学生涯的回忆也印证了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求学经历与创新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忆自己在苏联的求学生涯，当时苏联遗传学分为对立两派，他所求学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导师分属于不同派别，他分别从两派中汲取了养分。翟院士坦言，“这对我后来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先后在四川化工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核化工专业(核燃料处理工艺专业)学习，1960年5月获得副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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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是一年一度的“保研季”，与“保研”紧密相关的夏令营，则提早在7月的暑期刚刚到来之际，就已经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为此，许多大三学生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从拟定研究方向到准备材料，从了解导师情况到网络上与未来可能的导师“套磁”，有的学生从当年3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筹谋。
在对院士教育经历划分后，笔者经过统计后发现：仅有204名院士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完整的学历教育，占全部有效样本近两成；而八成人，也就是864名院士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的转变，更有很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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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但与总量第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尖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展开竞争与合作。回应“钱学森之问”在贸易战背景下、在芯片“咽喉”被卡后显得尤为迫切，并呈现出时代新的意义。笔者对院士学缘的深入研究，期待找到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一个关键方面，期待能给高校教师、管理者以新的启发。
香港大学学者霍顿2013年针对学术流动与学术生产力之间的研究，发现个体学术生涯早期的流动经历与其终生的学术行为、学术产出密切相关，缺乏流动会带来学术生产力低下。同时他还发现，只“流动”一次与不“流动”者之间学术生产力的区别并不明显，教育政策应当关注于“缩短”学术“近亲繁殖”的时间与其他可能。
由此可见，很多拔尖创新人才在成长中经历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学术流动，背后原因何在？
笔者把本科、硕士、博士三个教育阶段，院士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理解，就是不同教育阶段在不同学校就读，院士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是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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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证数据表明，作为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大部分院士经历了跨院校的学习，具备从多个院校获得的广阔学术视野和研究经验。院士回忆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术流动与学术成就间的关联。
也有不少院士认为，成就自己的关键在于就读于不同学校期间跟随过多位不同的优秀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敬魁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不同的求学和工作初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我以后在学科交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顺利完成科学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也认为，他在学习和科学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遇到杨贵林、郭慕孙和格雷斯(J.R.Grace)3位优秀科学家导师，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始终处于科学前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吉林工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东京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藤岛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浅，成了他研究的转折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对科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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