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题：用坚守铸就民族的钢铁脊梁——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新华社记者任硌、李华梁、袁波

　　“我愿意！”这是杨永辉研究员20年前入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的坚定回答。

　　简单三个字背后，是几乎与外界隔绝、甚至略显清苦的工作环境，是即使取得重大突破也几乎无法发表论文的科研现实。但同时，这三个字背后，也有自己参与研制的“国之重器”驶过天安门时的喜悦，和“为国家做了点事”的自豪。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是国家计划单列的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该院主体目前位于四川绵阳，大量像杨永辉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工作生活。记者近日走进这个略显神秘的地方，追寻跨越了六十余年的精神传承。

　　坚守清苦生活

　　中物院创建于1958年，经历过三次基地变迁，1962年开始从北京迁往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1969年迁往四川“九〇二”地区，1990年开始向四川绵阳科学城调整搬迁。

　　90岁的核化学与化工专家傅依备院士告诉记者：“在青海时，基地位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区，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摄氏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迁往川北“九〇二”地区后，虽然风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本身盆地出太阳就少，再加上办公地旁都是高山，就算能看到太阳也仅仅是中午那么一两个小时。”傅依备说。

　　“不少人来院工作时甚至一开始都不知道办公地点在哪里。”长期从事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研究的魏晓峰研究员说，“当时拿着派遣证报到以后，就坐班车去工作的地方，越走越荒凉，越走心越凉，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在魏晓峰的办公场所入口，贴着一幅标语：“成功才是硬道理”。他解释说：“工作以后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太重要了，必须成功，而且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也是让我留在这里工作的重要原因。”

　　中物院搬迁到绵阳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而且极端严格的保密要求让科研人员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大大减少。比如，进入中物院办公场所前，手机必须寄存入柜，这让一些年轻人最初很不适应。

　　26岁的程伟平来自广东，刚刚工作不到4年时间，已经成为中物院某研究所一线班组长，所里最大的一台龙门加工中心由他操作。与在家乡工作的同学比，他坦言自己的工作生活简直可以用“清心寡欲”来形容。

　　“我们的职责就是把科研人员的技术设想变为现实中的一个个部件。”程伟平说，“最初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要过这样的生活？但后来发现，必须‘清心寡欲’，我才能够在工作中更加专注，毕竟我们是整个流程的最后一环，必须确保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加工的任务。”

　　坚守科研底色

　　“两弹元勋”邓稼先曾任中物院院长，在他位于绵阳梓潼的旧居的墙上，一份装裱起来的手书格外显眼，其内容是对一份报告的修改建议。

　　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邓稼先已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强忍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提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心系祖国，再次诠释了“以身许国”这四个字的含义。

　　“对国家高度负责，对科研极端严谨，是我们工作的‘底色’。”中物院某研究所某室主任孙光爱说。

　　39岁的孙光爱自从硕士毕业就在中物院从事中子散射技术与应用的研究，他所负责的中子散射科研平台是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综合性中子科学平台，入选“2013-2015年度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

　　孙光爱介绍说：“从蛋白质三维结构的测定，到飞机螺旋桨叶片裂痕的探测，从材料性能的检测到物质磁性的研究，中子散射科研手段在前沿基础科学、国防科研和核能开发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去，我国科学家只能借助于国外的科研平台，用‘别人的眼睛’认识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科研成本高，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等尖端科研还造成了严重限制。”

　　最初调试时，孙光爱和同事24小时连轴转，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行通常需要半年时间的单台装置调试工作。“我们效率提高一些，国家就能多做一些实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