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追梦人】鼎湖山“山痴”黄忠良：守护大山37年

大洋网讯 黄忠良的办公室有个背包，里面放着三样东西：一件迷彩服、一个军用水壶、一把柴刀。只要有任务，他就背上背包消失在崇山峻岭中，成为在大山中风餐露宿的“守护者”。

今年62岁的黄忠良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虽然年逾六旬，但爬起山来他比年轻人还麻利。去年，他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后，如今被保护区返聘。过去37年间，他一直扎根深山，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山痴”。

黄忠良是湖南邵阳人，在鼎湖山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普通话还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因为常年在深山老林中从事动植物调查，黄忠良皮肤被晒得黝黑。1.7万亩的保护区，他已经走了无数个来回。

如今，他已两鬓霜白，而37年前他刚到保护区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1982年，黄忠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鼎湖山保护区，因为大学期间连续4年都是三好学生，他原本有机会出国，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到林区工作。

“物种宝库”和“基因存储库”

黄忠良来到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刚好是鼎湖山声名鹊起时。黄忠良记得，当时有二三十个员工，他们大部分是护林员，条件非常艰苦。他的宿舍在一楼，既潮湿又黑暗，房子是用土砖垒砌，用青瓦盖屋顶。用水只能到山上取山泉水，遇到下雨时，山泉水也变得浑浊，只好先接一桶水沉淀一天，等水中的杂质沉到水底了再拿来做饭。

黄忠良印象最深刻的是山蚊子，个头大，一到晚上就到处飞，咬得他没法入睡。

即便是晚上，队员们也要轮流守山，时刻防止有人砍树、偷猎、采药。那时，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

因为常年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大山中，很多人得了关节炎，每到下雨天，腿脚都麻木疼痛。

1978年至1985年间，来自中国科学院以及广东省的科研队伍，完成了保护区的地质、地貌、土壤、动物、鸟类、昆虫、植被类型、植物种类等调查工作。

他回忆，保护区第一代科研人员石国樑是那个年代里的“鼎湖通”。虽然石国梁学历不高，但是他靠着勤奋、刻苦，带领标本组走遍了鼎湖山的每个角落，采集了3万多植物标本，基本摸清了鼎湖山的植物资源状况，建立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标本室。刚到保护区时，黄忠良一有机会就跟师傅石国梁上山辨认植物。1年过去，鼎湖山的常见植物他基本上都认识了。

黄忠良在户外进行调查。

37年没人为砍过一棵树

从1992年开始，黄忠良先后担任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局长，直至在局长岗位上退休。如今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保护框架就是在他“掌舵”时划定的。

“为了科学管理，我把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分为三个区，分别是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对不同的区域分别实行不同的管护措施。”黄忠良说，20多年过去了，核心区一直没有变化过。直到现在，鼎湖山保护区旅游开发的范围占整个保护区的范围还不到10％。对于核心区，实行全面封山，严禁一切干扰和破坏森林的活动。

黄忠良回忆说，当时鼎湖山分为封山区和半封山区，因为山中当时还有老百姓居住，所以老百姓进山捡柴烧没有完全禁止，但捡拾柴火的直径不得超过6厘米。“有些村民捡的柴火太多或者树枝过粗，都会被我们拦下。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职责所在，我只能当‘黑脸包公’。”

他告诉记者，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鼎湖山上的植被代代相传，千万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尤其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守山37年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没有砍过一棵树。

保护区最大压力是“防火”

在黄忠良的记忆中，鼎湖山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防火。山上的庆云寺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寺，香火鼎盛，要想在山上禁止明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能把好关，只允许在寺庙的焚香炉里烧香，禁止在其它地方使用明火。“鼎湖山上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最珍贵的2000亩稀有林，紧挨着庆云寺。”

一年中，黄忠良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山里面度过，他把山间的一草一木，看得比自己的命根子还重要，连扑灭山火这种危险事情他也冲在最前面。

1987年重阳节下午5点，通宵值班的黄忠良正准备和同事们去吃晚饭。突然，鼎湖山三宝峰瞭望哨传来报告，鸡笼山山顶发生火警。黄忠良二话不说就往鸡笼山的山顶冲。鸡笼山海拔1000多米，平时爬上山顶要3个小时，但他担心山顶火势，马不停蹄之下，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山顶。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扑火，直至晚上9点多，他们才将明火扑灭。此时山顶已是一片漆黑，他又累又饿，只得小心翼翼地摸黑下山。到了山下一照镜子，自己真的被熏成了“黑包公”，就连头发也被烧掉了不少。

建起一条防火“生物防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