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外界神话我们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我们很无奈

　　文/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

　　我四十多岁开始创业是因为人生换了一次轨道。当时中国大裁军，整建制把我们部队裁掉，我们需要走向市场经济。从军队转业的我，不熟悉市场经济，快要活不下去了，必须找到一条活路。

　　从人生的高位跌到谷底，我自己要生存，同时还要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找不到地方用我，就只有创业。

　　创业时没钱。我们夫妻二人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当时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集资。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的工资是每月500元人民币，需要养活全家人。我早期的目标就是要生存下来。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所以媒体说从我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旦成功，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他们没看到我鼠窜的样子。

　　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甚至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

　　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孙亚芳)打电话。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

　　国外有些年轻的大公司CEO，他们发展比我们快，现在也承受不了压力，问我是怎么过来的。实际上，每个人不同时间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我们过去根本没想到要做世界第一的问题。有时候我说“要活下来”，并不完全指经济，还包括思想。外界神话我们，是不合符事实的，事实是我们很无奈。

　　直到2006年，有人请我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的农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那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那时，我们才把战略目标调整过来。华为18万人一直聚焦在同一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研发经费150-200亿美元，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这么一大笔钱研发。此时，华为萌生了要为全人类服务的念头。

　　近10来年，我们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前列，但不是世界第一，“第一”是外界给我们编造的。外界为了互联网的点击率，在描写时把我们神话了，“在母亲肚子里就想称霸世界、小学成绩好、大学有理想、当兵想当将军……”

　　实际上我初二以前贪玩，成绩并不好，父母管不住我。后来我当兵时，也不算优秀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得不到重用。我没有想过要当将军这件事，当年做出成绩后，我曾梦想过国家是否能给我中校军衔，结果裁军让我的梦破灭了。所以，我重新再做一个梦时，不可能一开始就梦想得很伟大。我们是走过非常崎岖的道路以后，才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并不聪明。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每次放学都牵着我的手回家，途中告诉我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那时候我没有感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网上别神话我，我也许是无能才这么开放。

图片来源：云图视觉

　　选择通信不是英明

　　而是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

　　有人说华为是这样一种发展：国内先从农村开始，逐渐向县级、市级、省级发展市场，然后做海外及全球市场;从落后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最后再打入发达国家。

　　这并不是我们的发展模式。从农村到城市不是我们的战略，而是媒体的包装宣传。最初，我们的产品达不到高标准，卖不到发达地区。我们一开始就想攻进“东京”，但是进不去，这不等于我们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

　　如果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即使我们把农村做好了，照样进不去东京。所以，我们在往“东京”前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做不出来，但是可以先“沿途下蛋”。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盯着落后市场，成功以后再盯发达市场，当你把农村做完时，就已经被时代抛弃了。

　　华为选择通讯，完全是偶然。我们当时认为通讯产业很大，只要小小做一点就能活下来，当时并不知道通讯产业这么规范，技术标准这么高。也许走向其他产业，我们的人生会轻松一些。但是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如果退出，一分钱都没有，还要面临还债，只有硬着头皮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