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处置翟天临 学术腐败和懒政的锅他还背不了

　　翟天临终于为自己的学术造假道歉了。他说：“虚荣心和侥幸心让我迷失了自己。是我的不当行为，让学校声誉被连累、让学术风气被影响、让公众的信任被辜负。我深感自责和内疚。”

　　然而，如果这一次学术造假丑闻因翟的道歉而偃旗息鼓，那不仅令公众失望，也将令真正踏实做事的学术人才寒心。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处置翟天临，而是在于，为什么一场并不高明的学术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

　　高校本应是严肃治学的场所，学术考核、人才选拔作为保障高校学术质量的关卡，理当依据流程公平遴选。但在翟天临一事中，公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演员的虚荣与侥幸，还有一所高校在学术考核上的腐败与懒政。论文数量不足、论文重复率超标、论文质量严重注水等，这些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网友都能一查便知的问题，自居严谨的学院和导师，竟能够眼睁睁漏过。翟博士连格式都存在问题的硕士论文，也竟然得到了导师的签名通过。

　　网友顺藤摸瓜发现，论文注水进入北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不只翟天临一人，在某些高等艺术院校充当伪学霸的也不只翟。当普通学子绞尽脑汁为一篇C刊文章奔走时，与导师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亲谊关系、利益往来的学生，却能通过导师的脸面轻松发布C刊论文。C刊论文的发布难度如何，大学生都大致明白，而C刊的审稿员们，也向来标榜严谨、公正，可实际情况是什么？C刊已经成为可以被权钱、关系随意攻破的阵地，C刊内的论文，也挤进了不少学术水平不过关的漏网之鱼。

　　在艺术类院校，注水论文更加多见。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星艺人事务缠身，又缺乏学术训练，无论是能力还是精力上都无法顾及科研。另一方面，是院校看中艺人们的明星效应，以及其背后可以置换的资源，所以对明星校友的论文睁一只眼闭一眼眼。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导师陈浥、院长张辉，都因为翟天临的明星光环，以及双方私下关系的友好，而无视翟天临的论文抄袭问题。

　　纵观翟天临事件引出的多方问题，从北大博士后站的“注水”，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情生意，再到C刊上质量不达标的论文，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学术伦理的倒塌，还有高校内部学术监管机制的名存实亡。院校有规定，期刊有评审，如果在实际操作中，能够严格依照程序，发挥监督的力量，翟天临以及他背后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查出，可实际情况却是，高校内部和学术期刊在评审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营私舞弊的空间，在一所高校内享有话语权的官僚、博导，可以轻易通过他们的人脉敲开学术审核之门，而那些只要能跟前者搞好关系的学生，不必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依仗着关系发期刊，评硕士、博士。

　　翟天临被查出后，舆论场上有一种声音说：翟博士玷污了中国学术界。其实，不是翟博士玷污了学术界，而是学术界大面积腐败，给了翟博士可趁之机。试想，如果北电的学术审核机制能够一视同仁，北大博士后站的评审人员能仔细看过申请者每一份论文，翟天临还有炫耀自己文凭的机会吗？翟天临把自己的问题归咎在虚荣和侥幸，其实虚荣和侥幸都是人性中，倘若学术的净土有严格公正的审核，纵是虚荣的学子也能安走正道，用实力而不是走后门来为自己赢得掌声。而真正助长虚荣和侥幸膨胀，直到最后吞噬己身的，实是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诸多期刊同行评审造假、用版面换金钱的情况下，渴望用论文、学历给自己镀金的“翟天临们”就有了便捷之道。与此同时，尽管许多高校名义上存在学术审核机构，但机构中的学者大多与同学院其他学者来往甚密，碍于人情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些学者也不敢对同行及其学生的论文发表意见。

　　高校学术不端的问题并不在于缺乏规定。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就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明文规定：“高校对学术不端行为负责人的惩罚措施最严重可达到撤销科研项目、辞退或解聘、甚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程度。”而在翟天临事件中，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北电还是北大，在招生章程中对论文数量和质量是有明文要求的。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要求对普通学子有用，对明星、关系户就失效了呢？为什么一个院校的领导、博导可以凌驾于学术公平之上，而其他人员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