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先驱亲手规划打造华南植物王国

　　穿越战火护标本谱写中国植物志
　　植物学先驱亲手规划打造华南植物王国

华南植物园热带雨林温室航拍图。

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共有110万份标本。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实验室，研究人员手捧培育出的植物。

炮弹果

黄虾花

形态婀娜的热带植物。

　　“活化石”银杉标本

　　广州文化拾遗

　　1929年，中国现代植物学主要奠基者陈焕镛院士创建了植物园的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彼时，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几近空白。陈焕镛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90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已经实现：1929年初建时，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馆仅有9645份标本，如今馆藏已超过110万份；2004年，《中国植物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近半个世纪编撰完成；每年约200万人次徜徉在华南植物园，感受陈老与中国植物学先驱们亲手规划、打造的植物王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通讯员周飞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实习生邓迪

　　策划、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

　　在陈焕镛之前 看中国植物标本要向外国借

　　7月11日，记者从76岁的华南植物园原第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陈忠毅和84岁的“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的手上，小心翼翼地接过两本珍贵的书籍——印刷于1934年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和印刷于1948年、由研究所出版的全英文植物学论文专刊《Sunyatsenia》。翻开泛黄的书页，通过两位老研究员的口述，我们了解到了华南植物园前世今生的故事。

　　1915年，出生于香港的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树木系毕业，获得林学硕士学位。那个时候，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这让他深感痛心。

　　尽管导师邀他留校攻读博士，陈焕镛还是毅然回国，在随后10年间踏遍大江南北收集、研究植物标本，填补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空白，并于1929年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

　　陈忠毅告诉记者，植物所建所之初，只有14人，但这14人却承担着很重要的基础任务：中国有多少植物？是什么植物？“我们要把它们分门别类搞清楚了，才能了解中国植物的‘家底’有多少”。

　　在陈焕镛的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植物标本园和实验室。《第一次五年报告》中的标本增进表显示，1929年标本馆藏仅9645份，次年便近乎倍增至17244份，到1933年，已经增长到60250份。

　　誓死相守不离半步 战火中守护7万份标本

　　这些标本来之不易，更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命脉所在。1938年，广州沦陷，陈焕镛冒着生命危险，把7万多份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出资设立研究所驻港办事处。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到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为了不让标本落入日军手中，陈焕镛誓死相守，不离半步。1942年4月底，陈焕镛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直到抗战胜利，陈焕镛才“如释重负”，报请中山大学接收。

　　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道：“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馆藏最古老标本 穿越161年时光

　　如今，这7万份在战火中流连的标本，已收藏在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这里共有110万份标本，它们如同书本般被收纳在一排又一排手摇滑行的标本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