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刊·前沿】金太军：治学尤需多思与反思

　　金太军

　　走近长江学者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已成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高层次人才计划，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吸引和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本期开始，前沿版推出《走近长江学者》专栏，分享他们的治学态度，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

　　记者：作为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界较早成名的中青年学者，想请您谈谈您的治学背景和治学态度。

　　金太军：1980年，那年我高考。当时我最想报考的专业其实是中文或历史，然而最终去了厦门大学的哲学系。我在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中度过了半年——背离理想专业的踌躇，夹杂着必须认真对待当下的生活信条。而这样的半年，让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认真为之付出的事物，都会与之感情相戚。正如我之后喜欢上哲学专业一样。我尤其欣赏笛卡尔的哲学，欣赏他的“我思故我在”和“普遍怀疑”的精神信条。现在回想起来，四年的哲学专业训练对我的理论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乃至后来的治学方法与态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3年，已有一定哲学素养的我不经意间阅读到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大感其趣，便萌发了攻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的打算。师从本系邹永贤教授读研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以及中西方国家学说有极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二是他治学非常严谨，要求研究生认真读书，不急于在读研期间发表文章。他一直教诲我们，“治学切忌急功近利，否则难成大器”。这种治学态度后来我又从张永桃、童星等老师身上深刻地感受到。正是这三位导师的持续影响，我才能30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恪守“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恒心。

　　在治学方法上，我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多思和反思。在脚踏实地、潜心求学的基础之上，逐渐养成发散性甚至逆向性思维的习惯，对老师、名人和前贤的看法，对那些似乎无可置疑的“定论”也要“大胆存疑”，要有标新立异的勇气，久而久之就可能铸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者：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府职能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请详细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金太军：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根本任务和主要作用。一般来说，政府的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都是由政府的职能决定的，政府职能的变化或曰转变必然引起政府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因此对政府职能的研究可以说是行政学的逻辑起点。同时政府职能本身又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等方面，因此政府职能就成为涉及行政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的一个综合性、交叉性课题。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既考虑到该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也是基于自身知识背景方面的优势。

　　当然，1995年我开始触及政府职能问题时，研究是相对笼统的，表面的。1998年以后，我开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并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变等问题，发表了《当代中国政府失灵问题的重新思考》《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层思考》《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多元性》等论文。此后我开始注意到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与第三部门，政府职能与社区治理，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中央—地方关系，政府职能与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我对政府职能的研究逐步系统化并走向深入，发表了《跳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简单循环》《经济转型与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创新的博弈分析》《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政府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等文章。

　　2008年以来，我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等，始终都围绕着政府职能这条中轴展开，关注于政府的应急协调职能，这是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着眼于政府的社会管理（治理）职能，这同样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且二者密切相关。

　　记者：您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