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两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50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多年前，我曾前往香港《大公报》查阅金庸先生的资料，印象中似乎还看到保存有旧《明报》，遗憾的是，据说《大公报》移址后，清理过程中都处理掉了，也难怪，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实属情理中之事。之后，我曾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仅令人扼腕感叹。

历史的遗憾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实际上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1963年7月8日和9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一天）”（1968年1月3日）。

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该年发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故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31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