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低、学术要求高……部分高校师资博士后陷困境(3)

　　博士后第三年，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梁骏没有收到钱。他被告知，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工资，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学院不管。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梁骏的女儿出生了。

　　此时梁骏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做科研，而是想方设法赚钱养家。博士后最后一年，梁骏靠给本科时的老师做项目零零散散地赚了些钱。他算了算，总共不到6万元。

　　刚从北京回到这座家乡省会城市时，梁骏很兴奋。他不时跟本科同学一起吃饭、出来玩。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不愿跟往日的同学见面。

　　“眼看当年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成了副教授，有的当了公司老总”。而当年大学毕业时，梁骏因成绩优异才被保送到外校读研。

　　“上学工作那么多年，那是最困窘的3年。”那段时间，面对考核压力和极大的不确定性，梁骏感觉自己处在抑郁的边缘。

　　梁骏不是个例，很多师资博士后面临量化的考核指标：在两三年里，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师资博士后在4年内发表5篇SCI论文，还要拿到1个省部级以上课题。虽有“师资”之名，该校的师资博士后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

　　至于论文的质量，杨鸣颇有微词：“(那些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论上没突破，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就是在跟热点。”他认为，唯一的好处就是“学校的GDP绩效上去了”。

　　早在2011年，李明就曾在《关于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的问题与思考》一文中批评过这一制度：“出站考核，就是针对师资博士后两年内的工作和科研成果进行的。两年的期限，很可能导致一些师资博士后人员为了取得较好的成绩和留校的资格，急功近利，希望通过捷径来大幅度提高科研成果，形成浮躁的学术风气。”

　　学术临时工？

　　梁骏因为没有达到考核的硬指标而无奈离开，吴婧的经历则反映了另一面。

　　吴婧的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不需要做实验，也无须仰仗合作导师提供研究资金。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期间，她成功申请到1个省部级基金、1个国家级基金，还发表了两篇论文。

　　聘任指标都达到了，两年时间也到了。吴婧希望向学校申请教师周转房，工作人员建议她先转聘为讲师再提交博士后出站报告，以便节约时间。

　　但院长、书记都拒绝了这一要求。

　　吴婧请求领导先将她转聘为讲师，因为她还面临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她马上就24个月期满，之后就没有工资了。

　　学院领导依然要求她先提交出站报告，而且要“以博士论文的标准来做”——一般情况下，出站报告要比博士论文简单得多。学院领导给的理由是，吴婧是他们招收的第一届师资博士后，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除此之外，吴婧还要再走一遍招聘流程，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提交申请，校方再一次审核、讨论。只要有一个环节失利，她的教职就落空了。

　　吴婧最终还是拒绝了学院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从入职时一改再改的条件，吴婧就做好了不被聘用的心理准备。她后来在另一所211大学拿到了教职。

　　师资博士后那两年多，是吴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她“经常梦到高考考得一塌糊涂”，还不时感到心口疼。

　　博士后进站时，吴婧的双胞胎宝宝刚满1岁。她不得不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写基金的申请本子。

　　博士后出站前，吴婧接孩子放学回家，还要回学校继续加班。孩子经常拉着她不让走：“妈妈已经上完班了，妈妈不要去加班了。”这让吴婧感到心酸。

　　吴婧发现，如今很多高校都在降低招应届博士当讲师的比例，扩大了师资博士后的比例。她认为，“学校其实是尝到了甜头的，因为这是他们做科研最有精力的一个时期，也是产出量最高的一个时期”。而师资博士后是一个不稳定的岗位，只有做得出色，才有可能留任，在这样的考核压力下，大家就得拼命工作。“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那你就走人，但是你的成果署名是这个学校的，对学校来讲，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害处”。

　　吴婧说，即便工作做得好，也得经过学校同意才能留任，“我觉得这对我们青年学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在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经历中，吴婧感觉，当时学院领导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教师的后备军来培养，而是抱着考核的态度，“你达到条件了，才有可能留下来；达不到条件，你就必须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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