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13日，第五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下文简称“抗战青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院校的32位青年学者，以及参加指导的杨奎松等9名学者与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内容多、容量大，参会青年学者有交锋、有交流、有交谊，收获颇丰。
与会者合影
“在你们成长的路上，我们同行”自2013年起，为了扶持青年学者成长，壮大抗日战争史研究队伍，《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发起了抗战青年会，除2014年因为时间调整没有举办之外，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现已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品牌”会议。其倡导创新、充分讨论、不落俗套的风格引起学界良好反响，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也获得各方好评。
第一届抗战青年会青年学者合影
第二届抗战青年会青年学者合影
第三届抗战青年会青年学者合影
第四届抗战青年会青年学者合影
第五届抗战青年会青年学者合影
谈起创办抗战青年会的初衷，《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表示：“学术乃天下公器。杂志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学术，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良好的学术平台。”培养扶持青年学者也是杂志的责任，虽然很多青年学者的论文不成熟，修改起来费时费力，但他还是希望“在你们成长的路上，我们同行”，通过《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以及抗战青年会的平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风气。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每届青年会都留下相当数量的论文刊登。第一届在86篇投稿中选出30篇参会，12篇发表；第二届在90篇投稿中选出31篇参会，12篇发表；第三届在126篇投稿选出36篇参会，12篇发表；第四届在132篇投稿选出35篇参会，15篇发表；第五届在在146篇投稿中选出32篇参会，也将留下不低于三分之一数量的论文发表。
“论文就是一切，讨论就是一切”为了达到充分讨论、交流的目的，高士华不断改进研讨会的组织方式，也使得抗战青年会颇具特色。
首先，“一切以论文为中心”。不限专业、地区，只要年龄在45周岁以下、能用中文交流者均可投稿。来稿采取盲审机制，严格按质量选取，只要论文入选，即可参会。以本届抗战青年会为例，本届讨论会32篇论文，本科生、研究生、教授皆有入选，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同台讨论、评议。
其次，不说好话、套话，只提意见。所有论文电子版在会前即发给与会者，讨论会不设论文宣读、说明时间，直接进入评议，以便节约时间展开充分讨论。每篇论文指定一位主评人，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对该论文进行评论；之后进入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可提问、质疑、评议，每位发言人也以五分钟为限；最后，论文作者再集中进行回应，时限八分钟。在评议环节，大家讨论热烈，不留情面，从章节标题、引用材料、文献综述、文章结论等各个方面提出意见，有的论文甚至从标题到结论被全篇“否定”。
再次，充分讨论，理性交流。与会学者聚焦研究本身，只谈学术，不回避问题，讨论的出发点都在于使论文更加完善，所以虽然有些发言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但整体氛围却非常融洽。讨论会不设分会场，自始至终，聚集一堂，成果共享。部分青年学者不止一次参加抗战青年会，已经结识了不少学友，会下继续进行深入讨论，交换对彼此论文的看法。
此外，为了增加青年学者的收获，本届抗战青年会特别邀请了杨奎松、吴景平、张生、鹿锡俊、臧运祜、陈雁、杨群、周祖文等八名学者参与主持、点评，并在两天会议的尾声分别邀请杨奎松和吴景平分享了自己的治史经验。
研讨会现场通过举办抗战青年会，也给《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带来了丰厚的收获。每年都有不少学术新人入选参会，优秀的青年学者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越来越成熟，《抗日战争研究》的作者队伍也越来越壮大。高士华戏称抗战青年会是“大审稿会”。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青年学者纷纷表示很享受这样的时光，单纯而热烈，一切以学术为中心。据说在往届抗战青年会上，曾有受不了大家的评议而中途离会的情况发生，会议争论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高士华表示：“我曾经在日本的大学研究、读博4年，教书13年，17年的在日经历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提高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水平都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在2013年接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后，为了抗日战争研究能长久而又深入地进行下去，开始尝试以《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平台，下大力培养青年力量，现在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这都是合办单位、指导学者、青年学人和本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的成果，相信抗战青年会以后会越办越好。”
做历史要“同情之理解一切历史中人”在第一天会议尾声，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作了总结发言。除了点评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杨奎松还针对档案材料的应用、历史学者的立场，以及历史研究意义等问题，分享了他的治史经验和思考体悟。
对于档案的应用，杨奎松认为，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在做研究时，都会陷入档案之中，看到档案里讲的事情，会认为它就是历史，某份档案里怎么写，他就怎么说，甚至把档案里的语言都直接复述出来。然而很多领导讲话、总结报告等文件资料，相对来讲并不是纯粹的史实性资料，这些资料中虽然有真实的部分，但也有些是在政策主导下形成的，是经过价值判断的。所以事实到底如何，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文件资料反映。如果不多方面了解情况，就很难区分哪部分是真实的。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档案的范畴，档案只是参考，起到提供线索的作用，不能只根据档案说话。
今天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历史有很大的距离，要让他们理解当时的东西，必须下很大功夫。杨奎松就要求他的学生们做社会调查、跑田野，找各种各样的亲历者，了解历史真实的情形。而对于档案，很多要靠自己去悟、去判断、去选择，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