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特朗普减税法案冲击的思路与要领

　　摘　要：特朗普减税法案注定会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在这样的外部竞争压力之下，应该是变压力为动力，顺势有为，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两国在减税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美在税制方面有重大的差异。中国减税减负，一定要从整体来把握，从全景视觉来观察，把减税减负与深化机构改革、部门行业改革、干部作风建设等联系起来，否则很容易落入“盲人摸象”的片面性。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考虑两个重点：一是深化机构改革，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和制度成本，二是规范发展PPP，借助社会资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关键词：特朗普；减税法案；中美贸易摩擦；机构改革；PPP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底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法案从2018年1月开始实施。根据这份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现在的35%降至21%，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初步预测显示，未来10年该法案将让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4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速提高不到0.08个百分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时刻，美国减税法案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减税法案冲击，这些疑问在国内已引起了研究界、实际工作部门，特别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层面的高度关注。作为研究者，应尽可能全面了解情况，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顺势有为策略

　　对特朗普减税的这一套做法，我认为应有一个总体来说比较正面的评估：特朗普把减税作为他履职总统后抓的调整重点，比较靠谱。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他这个人还有激烈的不认同看法，他做的有些事情靠不靠谱，我们还不好做更多的判断，但是他在经济方面所强调的一个减税、一个加大美国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而实现更新换代，都很靠谱。

　　当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很有力度的减税会产生所谓的外溢性，这对于其他经济体，则表现出的就是冲击性。在全球化现有大格局之下，这个外溢性和冲击性，无非就是要素流动在合作和竞争中会受到影响，更多的要素有可能被吸引到美国国内去。因此，有评论说特朗普减税注定会产生全球性影响，或引发新一轮贸易争端。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将对6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在这样的外部竞争压力之下，我们自己是别无选择的，应该是变压力为动力，顺势有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争取顺势而为取向之下在“可做之事”空间内有所作为。

　　二、把握中美异同

　　在认识上，中国和美国在减税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美国历史上的最著名减税，是里根当政时期的那一套减税方案，受到了供给学派的一些理论支持。从实际效果看，虽然也有争议，但总体评价是相当正面的。在我们了解的材料里，里根甚至被称为罗斯福以后排在最前面的社会评价最高的总统。

　　在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确立了减税让利的方针，并以此力求让企业活起来。实际上我们在具体的某些税收的负担减轻方面，已走在美国前面。比如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的税法和条例的有关内容进行合并，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法）以后，标准税率是25%，已经明显低于美国在特朗普减税之前的水平。

　　如果说中美继续在这种一致性的减税方向上做出优化调整，双边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显然是大概率事件。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情况下，着眼“放水养鱼”，率先大幅减税降费，分步骤全面推开营改增，结束了66年的营业税征收历史，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2018年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1〕一个年度要为市场主体减税8000多亿元，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就是要进一步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美两国在税制方面有重大的差异。如果中国在减税的努力上简单地照猫画虎，效果不会好，将“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我们从一般舆情的反映上来看，市场主体、企业，往往更容易倾向于人家怎么减、咱们也应学着来。从专业人士分析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一种有压力以后的简单模仿。说得重一点儿，如果简单地效仿特朗普减税，我们很可能就走上中国古语所说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状态了。比如，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再往下降，空间虽有，其实已不大了，因为标准税率已到25%，我们的中小企业早已经明确整个“十三五”期间继续实行减半征收，即12.5%，高新科技企业也早早就是15%的优惠税率了。再把25%减到20%，对企业能有多大帮助？有帮助，但实际受惠面比形式上看来要小得多。个人所得税方面，当然要说减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很多人听到后都拍手称快。但实际上，在中国个人所得税这些年已是很边缘化的一个税种。在将近14亿人口的大国，国民实际上受个税的超额累进调节的，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且只有几千万人，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