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理想的书房是杂乱无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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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讯（记者/黄茜 实习生/刘鹏波 摄影/宋承翰）罗新任职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坐落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岛上。独立的两进院落，院外的小径草木葳蕤、杂花生树，院内却收拾得整洁利落，白玉兰和海棠花刚刚开过，新绿透亮的叶簇在阳光里舒展。

　　十平米左右的屋子既是罗新的书房，也权充办公室和教室，大部分时候，罗新在这里给研究生上课。“狡兔有三窟”，学者比“狡兔”尤甚。罗新有四处藏书，除了湖畔这间小屋，旧宅和新家分别有一个书房，校园里还有专用于藏书的地下室。书很多，杂乱无章，各色史料、学术杂志和史学论著积箧盈筐，古典诗词、明清小说、散文游记点缀其间，中文书籍占绝大多数，也不乏韩文、日文、英文、土耳其文、伊朗文原著，显示出历史学者既广且深的阅读趣味。

　　靠窗的书桌堆着一摞摞新书，其中有他的同事辛德勇的《发现燕然山铭》———是出版社或同行赠送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的书都是实用书，都是扔了也不可惜，是我很快就能找到的常见书。”罗新说。他是“以读书为业”的人，阅读和藏书是为了做学问，很有目的性。然而又培养出网罗专业和兴趣相关的一切书籍史料的习惯，在庋藏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之外，自成一个完备的学术小天地。罗新环视一眼微微蒙尘的书架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绝大多数我的书都没有读过，大概将来也不大可能读到。”

　　他也是一个热爱行走和触碰大地的学者，凭借追随蒙元帝王辇路而写下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发现中国》刚刚斩获了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殊荣。书房里有一面照片墙，展现出罗新及其历史学同侪早已有之的田野工作的传统和热情。罗新用照片记录下那些与自然、历史和文明对话的生气勃勃的时刻。

　　“对我这一类的学者来说，偶尔有机会出去玩一下，当然也很好。但主要还是在看书，即使这样时间也远远不够。”他告诉南都记者。采访末尾，罗新为我们朗诵曹植的《白马篇》，气息沉稳音调铿锵。“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在这静谧狭窄的书斋，既有那“游侠儿”般驰骋天地的广阔心怀，也有探秘学术和人生险峰的决心和勇毅。

　　南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书房。

　　罗新：我没有什么藏书，也没有真正的书房，家里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书，能做书架的地方都做书架。所以书的数量也许不算很少，但是没有特别的书房。书房别人要用，我太太要用我也得让出来。他们都上班了，我就在家里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和我的前辈们大概都习惯于在家里工作，因为过去没有办公室。我在北大的工作单位比较特别，我们20年前每一个人就都有办公室。你现在看到这个院子，当时有十来个人，每个人有一间办公室，但是除了少数老师以外，多数还是习惯于在家里工作。这当然跟每个人的专业研究方向、专业领域有关。比如说我这个领域大概不太依赖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书，跟我专业有直接关系的，我也都有，所以我不大需要去图书馆。这就使得我必须把跟我研究有关的、跟我的兴趣有关的书都买了，所以书比较多、比较杂。猜测可能有关的也都买，略有兴趣的也都买，或者以各种方式收集来。总之就是显得比较多，比较杂。事实上，绝大多数我的书都没有读过，将来也不大可能读到。

　　南都：这倒是蛮怪的，为什么买了来又不读呢?

　　罗新：因为觉得有可能要用，但后来其实也没有用，对，我想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使得我们要真正读的、用的都是很有限的。但是有句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就主动存贮一点。

　　南都：您的书大概有些什么样的类型?

　　罗新：当然都是跟我的研究兴趣或者跟我的阅读兴趣有关的书。我不收藏书，我不因为一本书可能会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就去收藏，我从来不买也不用那样的书。我的书都是实用书，都是扔了也不可惜，是我很快就能找到的常见书。历史研究的书，我并不都买，只有跟我的研究有兴趣有关的，比如说北方民族、某些特殊的民族研究。中古史、中国史的书，我也并不都买，比如说隋唐史中间的很多部分我也没有太大兴趣。当然汉魏南北朝的这一部分，不管我有没有兴趣，我都会存一本，主要就是这些。但是还有其他的阅读兴趣，比如说读一点小说，但是我并不买很多小说，或者是古典诗词，读着是好玩的。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还有一些旧的读这种书的倾向。我很喜欢读的是旅行记这一类的书，当然也主要都是国外的。但任何书都不成体系，谈不上有多少，都是读一点是一点，放一点是一点。

　　南都：我看这里还蛮多外文书，没有想到一个历史学家的书房里有挺多外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