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误区：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应有之义与可为之举

　　内容提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近十年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关于如何普及业界说法不一，其中以普职比之争为焦点。目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存在三大误区，如果只解决普职比例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攻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难题。因此，更为核心和关键的是实现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需要实现从“配菜”模式到“点菜”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在新时代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正本清源、实现观念转变，采取三条路径的差异施策与精准供给，并建立健全四要素的支持系统。

　　关 键 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误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一般项目“职校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BJA140062)的部分成果。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近十年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起，多个文件明确到2020年完成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可见，国家和政府对于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抱有极大的期待和决心。一方面，当义务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高中阶段教育就成为必须补上的短板，它是关系到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是关系到两个百年目标中能否成功破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关键要害。

　　然而，关于如何普及，业界说法不一，其中以普职比之争为焦点。例如，出现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优先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还是优先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争议；[1]还有认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比”问题，实际上就是应该如何确定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问题；[2]也有指出中职教育应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中坚力量；[3]还出现了是协调还是失衡、[4]是主角还是配角的讨论。[5]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意味着扩大一类或同时扩大两类教育在校生的规模就能解决。然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攻坚计划”[《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以下简称“攻坚计划”]提出，是仅仅在现有基础上提供增量、调整比例就能解决的吗？笔者以为不尽然如此，它不仅是量变，更是一个重要的质变过程。

　　一、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认识误区

　　（一）保证普职比大体相当就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自“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出之日起，“普职比大体相当”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以及衡量成功与否的“标杆”，被学界和实践界所热议。有坚决支持者，[6][7]有深表忧虑者，[8][9]有强烈反对者。[10]回顾历史，关于“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说法可以追溯到1983年。[11]当年通过调整普职严重失调(88∶12)的比例，很好地解决了四化建设对产业技术工人大量紧缺的难题。应该承认，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而2017年“攻坚计划”提出的背景是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9261.76，[12]“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见，发展的重点不再是扩大规模，而是转向提升质量，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可见，当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是仅仅通过复制“历史”就能实现“攻坚”的。

　　当然，之所以“普职比大体相当”方针被热议，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被理解，即“为中等职业教育获得发展必备生源的储备设置了底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13]但遗憾的是，这一需求的满足并不等于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含满意教育)的向往”。

　　（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与普及义务教育属性相同

　　有学者认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为12年义务教育奠基。[14]如果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与现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属性一样的话，也就是具有强制性入学要求的话，那么其政策推行的方式主要是扩大招生规模，确保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然而，笔者以为，我们必须科学审视高中阶段的“普及”属性。如果从学习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学习权由学习自由、学习条件保障权和个性发展权构成。[15]其中，学习自由使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是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前提。米尔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该区分“可选择的权利”和“无可选择的权利”。[16]显然，普及义务教育属于“无可选择的权利”，它重在强制性享有，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出生背景都必须享有的受教育权；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可选择的权利”，其核心在于应该且必须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机会，确保其真实意愿的达成，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享有“适合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种“普及”尽管都是提高比例，但本质属性存在显著差异。

　　（三）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是增加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