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非京籍的孩子如何在京上学？

　　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大学校园里，有一所租来的学校。这里有450名非京籍学生，年级分布从小学到高中。这些孩子和他们向往的大学生活，只有一道铁栅门相隔。自2012年创办以来，这所名叫临川学校的地方，一直被非京籍学生家长视为入学的希望，是“全北京独一家”的存在。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拥有众多学校的特大城市，中考、高考均未向非京籍学生开放。

　　作为一种探索，临川学校最初只为江西籍的在京学生，提供完全按照江西省高考自行命题方向的教学实践，后来又扩展到非江西籍的在京孩子。

　　“这是一个探索、一种尝试，我只是想让北漂的孩子能够像当地孩子一样正常上学，正常中考，正常高考。”10月的最后一天，学校创始人胡雨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戴着眼镜，身穿深蓝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这位看起来儒雅的男子，一说到关键处，忍不住激动地挥动手臂。他执笔写的校歌里宣告着“向前的洪流不可阻挡”。

　　7年前，胡雨龙调到江西省抚州市驻北京办事处工作，老乡都叫他“胡老”。此前，他是该市临川区教育局局长。

　　在他初到北京时的一次老乡聚会上，有位开着豪车、能呼风唤雨的企业家向他大倒苦水。“物流业做得很大，业务量在亚洲都排得上号”，但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低头认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这位企业家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带女儿回老家读书，要么放弃亲情让女儿独自回家乡上学。

　　这次聚会，让胡雨龙感触颇深。后来，这名前教育局长发现，只要老乡凑到一起，话题都离不开“上学”。

　　2000年后，北京开始提高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2010年，北京市普通小学招生人数里，近一半为非京籍学生；初中比例降至30%；而到了高中，非京籍学生仅剩10%。根据有关规定，非京籍考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于为北京带来景德镇陶瓷、安义门窗、吉安菜品和资溪面包的40万江西人，“能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成为刚需。一些家长选择职高或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但更多的人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即使靠“拼爹”留下借读，返回江西高考时，又要面对与北京教材完全不同的试卷。

　　在另外一次饭局上，围绕非京籍学生能否在北京上学、高考的话题再次展开。

　　“我再有能耐，也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题，政策何时才能放开？”胡雨龙的非京籍老乡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北京教育资源有限，放开门槛那还不得崩盘？”手握北京户口的老乡拍着桌子反问，陈述僧多粥少的现状。

　　饭桌上狂风骤起，胡雨龙左右为难，两边各执一词，他都能理解。有人把他推向风口，提议由这名曾经的教育局局长亲自操刀办一所学校，解决江西非京籍孩子上学问题。

　　“与其等待政策变化，不如探索出一条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重重拍了一下沙发扶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

　　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鼎力支持下，他决定“用行动终止这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胡雨龙也短暂拥有过北京户口。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读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江西老家。2004年他执掌临川教育局。临川一直被江西学生奉为“读书的圣地”，临川一中、二中声名远扬，“不亚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在北京的地位”。

　　“虽然还是要回原籍高考，但把临川的学校搬来北京，就能让江西籍学生享受亲情的同时，还能享受家乡的优质教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胡雨龙用手轻轻点着膝盖，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充满自信。

　　在高一（1）班的教室里，贴在后面的成绩单格外显眼，黑色水笔大大地写着每个人期中考试进步的名次，许多人都比两个月前刚入学时前进了不少。语文课上，老师正引导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鲁迅”。

　　25名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正直”“敢说真话”“不妥协”等词语纷纷蹦出来。“勇敢面对现实”，有位同学高声说道，又很快捂了一下嘴。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胡雨龙常说给自己听。不管多艰难，他决定走出一条路来。

　　在北京城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场地这件事轻而易举地难倒了他。为了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2011年一整年，他天天泡在网上找线索，平均每天跑2个地方，大兴、房山、顺义通通找遍。

　　“就差密云没去了。”他掐着指头算着。因为舍不得花钱，这个驻京办负责人常常靠地铁和公交车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在临川，这位曾经的教育局长想要落成一所学校，只需“大笔一挥”。

　　就在2011年，北京针对非京籍儿童入学管制开始加速，先后关停24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胡雨龙想为非京籍学生争取一个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