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平成时代：高速增长结束，一半商品都在降价

伴随史上最长黄金周的到来，2019年5月1日，日本平成时代谢幕，正式进入令和时代。

十连休的第二日，高速公路就迎来大堵车，从东京站出发的新干线全部满席，东京站内也是一片混乱。超市里，方便面、零食、速冻食品被大量采购。由于银行关门十天，一些人趁着假期前到银行排队取钱。图书馆贴上了闭馆通知，垃圾清理工作也被暂停。

“简直像跨年一样！”为了迎接令和时代第一天的到来，小商家们忙着给点心包装贴上“祝令和元年”商标，还在啤酒罐上印上“令和”字样。日本邮政4月26日开始发售“令和”纪念邮票，有500多人在东京中央邮局外提前等候。

寿司、烤肉和拉面成为日本人票选的“平成时代最想吃的最后一餐”；寿司、烤肉、白饭则是“令和时代最想吃的第一餐”。学生们兴奋不已，家庭主妇们则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起长假。“早、中、晚连着10天就是30顿饭，我家4口人是120份饭，要崩溃了！”派遣员工因长假领不到工资而担心下月薪水会减少。与之相反，司机、医生等必要工种的从业者发起牢骚：“我只能休息一天。”

一贯冷清的日本地方城市，迎来了一批批外来观光客。宫崎县的酒店放起烟火，冲绳县推出游船赏花活动，福井县的恐龙博物馆预计将迎来10万人次的访客。

200年来，日本每次更换年号都是因当时天皇过世，全国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而这一次，无论是白发暮年的“昭和男儿”，还是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平成废宅”，都开始怀念属于自己的“平成时代”。

可预测性和计划被打破了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平成时代时，藤原先生起初拒绝被采访。他的理由是：“平成是怎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归属感都不同，回答也都不一样。我没法为平成代言。”

但这恰恰是平成时代留给国民的最大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人为国家而活，为天皇献身；战争结束后到昭和时代末期，日本人多半会为公司奉献一生；而到了被称作“失去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在完成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步入了更强调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时代。

藤原目前在一家日企的驻华办事处上班，算是一位资深“北漂”。我们的交谈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星巴克开始。

“在东京的咖啡厅，很难见到谈投资、创业，或者是股票、房价的年轻人，也不会有激烈讨论的场面。创业、投资、理财甚至倾诉焦虑并不是日本年轻人的主流话题。”藤原口中的新一代年轻人，正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口中的“无欲望一代人”。大前研一曾在书中写道：“这群人对婚姻、家庭、房产都毫无欲望。他们的零消费心态，也会给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企业经营等方面带来可怕的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更喜欢找到某家网红咖啡厅，让店员帮忙调制一份属于自己心情的咖啡，拍照上传至Instagram。2017年日本年度流行语之一就是“晒Ins”：即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日常所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展现出越来越个人化的一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说，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日本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即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就是个人化”。工业化社会中，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是日本企业经营的三大法宝。这种经营体制下，人们对未来都有着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也让日本社会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循环中。

昭和时代，日本人喜欢钻进咖啡馆或茶屋，不慌不忙地饮上一杯。藤原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被父母带去喝茶时的场景：一进门满屋子都是香烟的味道，男性客人们围坐在电子游戏桌前，打着《太空侵略者》的射击类游戏。

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高中或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大企业工作，熬到一定年龄就能达到一定职位，然后买房、结婚、生子；妻子是全职主妇，负责持家带娃；男人一直工作到退休，还完了房贷，便可安度晚年。

但到了平成时代，这种可预测性和计划性被打破了。

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打破了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发放薪水。由此开始，所谓的派遣社员不断替代正式职员的位置，非正式社员人数大幅上升。去麦当劳打工的“Mac Job”成为当时的一种象征，这些在居酒屋、超市打工的人日渐成为庞大的劳动群体。

藤原的发小中泽在90年代末成为了自由职业者，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选择。中泽说：“我不会像你一样把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谁，那样一点也不酷。我要自由生活，追求我自己的爱好。”接着中泽开始打工攒钱，为了出国“看看世界”。再之后，正式职员的应聘条件加了“30岁以下”这一条规定，直到现在，中泽都没能“正式”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