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北，找到最北

今年暑期，我有幸加入中国教育报刊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万里边疆教育行”融媒体报道组，和同事们一起前往祖国的最北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本文所谈到的所有内容，基于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以及我个人浅薄的阅历与职业经历。

身在最北，何处是北

尽管地理书上说“我国南北方的划分是秦岭淮河一线”，但显然，对南与北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甚至有这么一个笑话，说在广东人眼里“广东以北的所有地区都是北方”。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方位感？

以成长在我国东南沿海某省的我本人为例，到北方上大学之后，才知道找到北就意味着不会迷路。也才理解了，作为引申，玩笑话“找不到北”，通常的意思是失去方向、没有头绪，是心灵迷了路。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也是人们心目中我国的最北之地、极寒之地。冬天最冷的时候，这里可以达到摄氏零下50多度。

其实，最早这里不叫北极村，而叫漠河村。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直到清代《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中国领土的最北端还可以从漠河向北延伸数千公里。

漠河村的演变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清代以来，这里先是从江边的一片少数民族游牧地，变成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又因《瑷珲条约》的签订，沦为边境线上的一个自然村，再从一个边防驻地，因俄罗斯人盗采黄金而成为盗匪入侵的前沿阵地。随着清代漠河金矿局的设立，这个小村庄的地位渐渐变得重要。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让这个小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经历数次合并、改名，如今，北极村已经是它响当当的名字。

21世纪初，北极村和大兴安岭林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受到禁止商业性采伐的影响，大量林业工人下岗，经济面临痛苦转型。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最北”概念经济在当地深入人心。

现在，在这个小村子里，随处可见“最北”的标识：最北银行、最北邮局、最北医院、最北饭店、“最北一家人”……当然，还有被“最北”环绕的北极镇中心学校——人们眼中的“最北学校”。

在学校采访的第一天，我和同事们忙于完成既定的拍摄任务，对于“最北学校”视频的主题几乎毫无头绪。整体感觉下来，这所“最北学校”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校并没有太大不同。

晚上八九点钟，看着天空始终不肯离去的夕阳，看着北极村熙熙攘攘的游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下，对于异乡人来说，到北极村就是为了“最北”两个字。人们找北，找到最北，似乎更多源自一种对地域乃至生命边界感的好奇。那么，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最北”又意味着什么？

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我随时随地把它抛给最北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摇摇头，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放弃，鼓励他们：“没关系，那就现在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说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每个人讲的故事里又都有“找北”的成分。

比如校长马建国，上大学时学的是地理专业，教授曾在上课时对他们说过“，咱们中国，南有三亚，北有漠河，漠河是中国的北极，定会有发展”。1997年，被教授“忽悠”的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一头扎进了漠河从教，再也没有离开。新世纪以来，在林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与采伐相关的人口大量外流。马建国和同事们见证了上述变化给教育带来的冲击，非常无奈：学校不但留不住好老师，学生数也急剧萎缩，以前一个班级五六十个学生，当时就只剩下八九个学生，校园里空荡荡的。

担任校长以后，马建国采取各种办法，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丰富学生的课内外活动，挖掘学校的办学内涵。近年来，学校的学生数触底回升，不仅一个生源都没有流失，反而每年都有五六个外地学生慕名来学校上学。

说起自己的故事，马建国越说越激动，冒出一句：“我觉得，最北就是祖国最偏、最远、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教育坚守的地方。”说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回来后，我们在为“最北学校”视频提炼主题时，很自然地就把切入点定为“在‘最北’学校找北”。

完美之下，寸草不生

前些天，我收到马校长发来的微信，语气有点生气，还转了个链接，说觉得其中的内容“过于夸大”，“否定了其他边疆教师的付出”。

我点开链接一看，原来是某网站制作的关于王忠雷、于晶夫妇的视频。两人是北极镇中心校下属教学点——北红村北红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也是我们拍摄“我在边疆当老师”系列视频的采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