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成瘾”人生

进入成瘾科工作6年，医生钟娜面对的病人大多是海洛因使用者、吸烟者和酗酒者。但去年开始，她越来越多地被问到一个新问题——“孩子游戏成瘾，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许多家长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样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游戏障碍，俗称游戏成瘾，去年6月刚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正式列在物质使用和成瘾行为之下。

争议不断。一面是来自游戏玩家、游戏产业的反对，认为这是对游戏使用者的污名化，最常见的反驳包括“玩游戏就有精神病了？”“电竞选手难道都是游戏成瘾者？”另一面则是焦虑至极的家长们，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各种以强制手段约束青少年网瘾行为的民间“网戒中心”。

实际上，包括职业电竞选手在内的绝大部分玩家，都达不到WHO（世界卫生组织）及医学界定义的游戏障碍标准。

游戏障碍被正式确认为疾病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公立医院对此展开研究和诊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全国成瘾医学专家赵敏坦言，目前医疗界还没有太多经验，“一切都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

已有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沉迷游戏只是问题的最终结果或是表现形式。每个成瘾者的内心，医生们总能发现比游戏更大的问题。

抵抗

不止一位成瘾科医生有这样的经历——和患者说了很久，但对方完全不拿正眼看自己，最后面无表情地来一句：“我可以走了吧？”有时，医生压根见不到患者，只能面对焦虑的父母。

前不久，医生杜江正在为病人看病，突然，一位女士气势汹汹闯进她的诊室：“医生，我要先跟你说一下我儿子的情况！”

她的身后，一个头戴耳机、衣衫不整的大男孩低头晃进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头发因为长期不洗，已经结成一绺一绺。

母亲连珠炮般向医生罗列孩子的“罪状”：在高中这个关键时期仍沉迷游戏，已经好几个月不去学校；没收手机，孩子就以跳楼相逼，甚至拿菜刀威胁……

杜江听完，转向男孩，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但从始至终，男孩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手机屏幕。父亲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脾气看上去很温和。

“其实初中以前我们都管得特别严格，从来不允许他玩手机。他以前很听话，成绩也不错，就是到了高中，我们给了他手机，一下就不行了！”母亲越说越激动。

孩子站起来大吼：“玩手机是我的权利！跟其他同学相比，你们知不知道耽误了我多少玩手机的时间？！”

争吵一触即发。父亲终于开口了，试着对儿子讲道理。孩子不听，冲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至今，医院再没有出现过这家人的身影。

“让我觉得挺失败的。”说起这段经历，杜江很遗憾。

挫败感其实是常态。江海峰接诊过一个17岁的患者。刚上大学的她被父母专程从外地带来上海看病，满脸不耐烦。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对江海峰说，女儿每天熬夜打游戏、不上课、不跟同学交流、不交朋友……女孩脸色一沉，开始摔东西，却不肯开口说一个字。

问诊不得不暂停，女孩被请到门外等候，母亲只得先把手机给她。游戏音乐响起，女孩变得平静。

从医学角度看，被送来的孩子大多已经达到游戏障碍的四大核心标准：对玩游戏的时间、频率、强度失去控制；将玩游戏优先于其他生活兴趣和日常活动之上；行为模式导致个人、家庭、职业等社会功能遭到严重损害；并且这些表现明显持续至少12个月。

从表面上看，游戏成瘾者相对酗酒者、吸毒者，更具隐蔽性。当问题被周围人发现时，影响已经很突出，或成绩下滑、体质虚弱，或中断学业、社交恐惧，甚至人格异化，出现违法犯罪倾向。

而患者往往不以为然。“我只是打个游戏而已，怎么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家人逼来的，有的是被骗来的；他们大多只会来一次医院，从此销声匿迹。

直面

“90后”欧洋是极少数愿意主动直面问题的患者。

他在初中阶段迷上了电子游戏。高中时和同学组团打游戏，几乎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然而，高考成绩受到影响，他最后上了一所大专。第一年，他只顾打游戏，几乎没上课，第二年干脆回了家。

他从未找过工作，一直在家，绝大部分时间依旧花在游戏上。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之前组队打游戏的朋友，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只有他，依然全身心投入游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女友。他也想戒，但不打游戏，他已经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曾经的想法是，如果父母死了，那我也跟着一起死了算了。”欧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