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优质公平发展的三重思考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始，就确立了为人民办教育的宗旨。七十年来，教育上最大的普惠性成就是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接踵而来的是，人民不只满足于有学上，而且还要上好学。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不仅把“教育公平”列为教育的最核心主题，而且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新历史任务。新目标提出至今已有十年左右，实践中有显著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今后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得更好，尤需“三思”而行。

　　所谓“三思”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思”的品质之提升，包括反思、深思和精思。二是指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对优质公平本身的理解；如何推进的战略决策；实施主体与路径的探究。

　　优质公平指什么

　　这是一个看似了然，其实尚未深究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一些农村教育的困境与迷茫，城市学校以“北清率”为评价办学成功的标杆等，都是这种不清晰的具体表达。

　　就教育全局而言，优质公平针对的是，目前我国在地区、城乡、学校之间，教育质量还存在着超底线的两级化差异。“优质”是“公平”的定语：以往对“公平”的要求重在量，现在强调“质”的公平，区别在于对“公平”诉求的层次提高，最终的指向还是“公平”。所以，一切要从对“公平”的理解开始。

　　差异的存在是公平提出的前提。教育公平的理想式表达是：保障每个人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包括机会、过程和结果）。从差异的角度看，那就是要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差异，以实现平等。可见，为实现平等，要直面差异，但并非要、也不可能且不应完全取消差异。差异中不合理的，要改变；不可避免的，则要承认，还要尊重；具有特质的差异，则还要充分开发，使差异成为资源，丰富我国基础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为社会整体发展服务。如何认识和处理差异，才是教育公平，乃至优质公平的关键问题。

　　试以教育的城乡差异分析为例。显然不合理的差异，是指经费投入、教育设施和师资配置，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待遇上的城乡差异。这些构成教育的基本要素之缺失和不平等处理，是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条件性因素，是首先必须要改变的方面。无法改变的差异，如农村儿童的性别差异，那只能承认和尊重。教育要改变的是人们对女童教育之必要的认识，在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阻碍农村女童上学可能会产生的实际困难，如当地政府可在小学附设幼托所，可以给支持女童上学的家庭以奖励等等，这已属于细思的问题了。需要关注和开发潜力的差异是农村教育的独特性。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是属于付出和牺牲为多的部分，处于边缘地位，农村教育也不例外。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这种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与位势差是要改变的重要方面。作为支撑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农村，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也是国民生存的根基，还是新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主体构成。农村不发展，中国难有真实的发展。但农村的发展不是把农村变为城市的附庸，而是让农村与城市互补、共荣，让农村的天地山川、万千世界恢复自然的生态。同理，农村教育不是城市教育的翻版，而是独具风格和内涵的新农村教育。这需要观念改变，需要思维方式改变，变城市居中的同心圆式思维为互联网式多向互动的创生思维。

　　不认真地分析、研究差异，教育优质公平就会倾向乌托邦式的拔高，或者以简单扯平差异为目标，良好的愿望和现实会越走越远。

　　农村基础教育的优质，需要将基本要求化入特殊之中，形成自己的定义，而不是简单搬运城市指标。根本的宗旨是让农村的孩子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如何推进教育优质公平的战略决策

　　首先要明确的是，现实教育中的不公平，不只是教育自身造成的，它首先是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内含的问题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问题。

　　其次，教育领导层必须要建立教育内部立体分层的总结构认识，而不是把教育结构当作中心式平面体，领导居中，只要一声令下就“万马奔腾”。

　　国家与地区的教育领导部门，属于最高宏观层面的决策主体，其责任是解决宏观决策和全局性保障问题，而不是代替属于中观层面的学校校长，更不可能代替微观层面承担教学、教育责任的主体——教师作决策。三层主体有相关性，但不能相互取代，要不然就会造成上级领导政出无效，反而失去期望、公信，形成不切实执行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