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通识教育”不能被有政治激进偏好的人占据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

　　近日，香港激进反对势力屡次实施暴力事件，不少年轻人被煽动“仇警”，甚至有“通识教育”教师在网上公开辱骂和诅咒警察，导致港人担忧年轻人的教育问题。香港“通识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环球时报》17日就“通识教育”话题专访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他表示，目前香港“通识教育”已被反对势力绑架，“通识教育”领域不能被在政治上有激进偏好的人占据。此外，他还坚定认为，即使再困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也应坚持进行。

　　以下为专访实录：

　　环球时报：请您简单介绍下什么是“通识教育”？它“国民教育”有何区别？

　　邓飞：“通识教育”跟“国民教育”其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通识教育是香港高考必考必修的学科，而国民教育是一个教学项目，需要有明确的课程，目前还不是明确的学科。2012年香港反对派发起所谓“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对把“国民教育”变成明确的学科。

　　在回归前，“通识教育”只是选修，而且选修的人很少，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通识教育”科2009年开始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要求所有的同学都必须要修读应考，三年之后的2012年，从改革后的香港高考开始，“通识教育”学科就列入必考，现在香港学生考大学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而其他的中外历史、物理化学等都只是选修。所以对香港学生来说，想要考大学，“通识教育”是绕不过去的，科目重要性可想而知。

　　“通识教育”包含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但它的仅仅只有一个课纲，没有固定的教学范围，甚至也没有课本，基本上就是根据课纲来与每天发生的社会时事相关联。“通识教育”目的是要学生掌握分析社会时事的能力，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并没有说哪些东西“一定要考”哪些“一定不考”，考试的形式有点类似于内地考公务员的“申论”，但篇幅要求没那么长，通常是给出六道题，前三道是必答题，后边三道题中选一题来作答，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

　　环球时报：现在香港“通识教育”的开展状况怎样？青年人在修例问题上再度显露激进的一面，香港“通识教育”是不是存在问题？

　　邓飞：“通识教育”在开展的头三年，都有一道必答的题目是关于香港政治的，而且考得很深，当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学生肯定要跟着高考的指挥棒走，所以这样一来，考生就被引导到准备政治性的题目上来了。在这之后，香港高考“通识教育”考试题里又突然没政治性题目了，但由于2014年开始，香港出现非法“占中”等一系列事件。导致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政治性很强的题目肯定绕不开，还是要花大力气准备。

　　其实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考环保、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这些科学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往往最头疼政治性的题目，因为政治性的题目背后牵扯了大量的非常专业的政治学和法律学知识，这是十七八岁的年纪理解不到的。这就好比是性教育，“通识教育”中的政治题目提早启蒙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就像性早熟一样。

　　另外，“通识教育”出现的问题并不完全在课纲和考试题目里，问题还在于施教的老师，他们相当一部分人有自己的鲜明政治立场，甚至还可能是非常激进的人。那么在“通识教育”这样一门相对比较开放的科目上，他们的教学自由度要比其他学科大得多。比如讲历史，唐朝不可能变成汉朝，知识不能随意更改。而“通识教育”就不同了，有比较激进的教师以“课外实践”的名义，甚至带学生到反对派煽动的游行集会现场，很容易就参与到激进活动中了。

　　环球时报：那么像香港这样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通识教育是否应该具备一些特殊性？

　　邓飞：现在香港的“开放式通识教育”其实很碎片化，很没有条理，不成系统。至少我没有看过任何权威的教育研究学者曾论证过，这种所谓的“开放式”教育对基础教育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教育规划。尤其是网络时代知识的碎片化，使得学生在“开放式”学习的时候更加缺乏条理，更多接受的是一些网络上很片面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成见，这样的话，偏见反而被加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