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的今天，此地抢着罚三胎的底气从哪来？

今天，一条7月5日的“旧闻”突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河南柘城县面向全县三孩及以上家庭启动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社会抚养费，即大家通俗理解中的“超生罚款”。根据“智慧柘城”客户端的内容，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可一次性缴清，若经济能力有限可分期缴付，但不能超过五年。

纯收入，指的是农村居民的总收入减去家庭经营费用、税费等费用后的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个概念。2017年，柘城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89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61元。（来源：2018年柘城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可见，三倍的社会抚养费对当地居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条旧闻看似只是平平无奇的工作会议通稿，却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质疑。舆论主要将焦点放在了这种举措对生育采取的态度上：

如今国家已经开放了全面二孩政策，各种政策和舆论导向也是在鼓励生育，为何有些地方上还要逆中央精神而行，针对第三个孩子征收严苛的社会抚养费呢？

这个困惑，可能要追溯“社会抚养费”背后的种种猫腻。

事实上，暂且不论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来的贯彻与调整，这种费用多年来一直被学者、媒体甚至大众呼吁废除，可是它却一直没有停止作恶。

从“超生罚款”

到“社会抚养费”

亲历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几代人，都有这样一个朴素的认知：超生是要罚款的。

社会抚养费的前身，就是1980年代初人们口中的超生罚款。1994年，有些省份改称“计划外生育费”，有些则改为“社会抚养费”。

到了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了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种称呼和定义上的转变，被认为是因为政府意识到计划生育应当是一种“倡导性义务”。

2012年《投资者报》的报道曾这样记录国家计生委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官方解释：“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所以在官方的定义中，社会抚养费并不是行政处罚，而是行政性收费。

然而研究人口政策的学者认为，它在实施过程中依然有很强的惩罚性质。

以北京为例，违法生二胎的抚养费要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而违法生三胎的抚养费，是二胎的两倍。

这背后的逻辑依然是：生得越多，罚得越多。

收多少谁说了算？

然而社会抚养费要交多少，各省各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是因为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授权省级政府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并将直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权力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这样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量裁权。

根据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以上一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核定基数，以其一定倍数上缴。但各省内的情况也可能跨度极大，2016年的数据显示，新疆的征收标准为计征基数的1至8倍，辽宁省是5至10倍，北京为3到10倍，广东省为3到6倍。（来源：第一财经）

理论上，这样的政策是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征收标准不能一概而论。但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征收标准的无序与混乱。

以3-10倍的北京为例。据报道，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杨支柱在2009年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征收24万余元，是基数的9倍，已经逼近10倍的最高额。

他两次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法院在扣押他的银行卡两个月之后，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